依我们的观点，这两个有关人类社会性和认知相互关系的解释都有用，并且大体是正确的。但我们把焦点放在了思维背后涉及的具体过程上，在细节层次上相对更为精确地描述了行为协调（合作）和意图状态协调（合作交流）在两个演化阶段可能如何呈现于人类，以及人类可能如何借助新形式的思维（采用新形式的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解决它们。早期人类不仅需要记录社会关系和向他们的幼儿传递有用信息，也额外迫切地需要借助社会协同应对面临的多种不同生存挑战。具体来说，他们发展出了包括在合作和习俗交流中递归地概念化他人的能力在内的多种不同共享性意图技能和动机。社会协同和人类思维的这种分离在塞拉斯（Sellars，1962/2007，p.385）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概念化思维不是偶然地传递给他人，如同移动一个国际象棋棋子的决策不是随机的，它代表了棋局中两个个体的行动表达。”
所以，作为对我们解释的一般总结，让我们把焦点放在随自然史不同阶段出现的社会性和思维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上来。主要结论或许可以用四个一般化命题表达。
第一，与群体同伴的竞争能催生出非人灵长类社会认知和思维的复杂形式，无须借助类似人类的社会性和交流。
基本上可以说，哺乳动物的社会性仅仅等同于群居的动机。群体内竞争使支配（dominance）和随其他因素产生的从属（affiliation）得以产生。类人猿，或许包括其他灵长类，都涉及更强的社会竞争，所以发展出理解他人目标和知觉的技能，以作为灵活预测行为的一种方式。它们尤为擅长在工具使用过程中操控物理因果性，在手势交流中操控他人的意图状态。类人猿很少合作（实际上是一起工作），当它们确实合作时，更宜用图梅勒（Tuomela，2007）称为“‘我’模式（I-mode）中的群体行为”来描述，因为在黑猩猩群体狩猎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试图为自己捕获猎物——猴。类人猿的交流几乎都是关于以一些欲求方式指引接收者的注意和行为，而非告知接收者对它们有用的事情。因此，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联合目标和协同行动的合作交流。
类人猿的认知和思维是对这种具有社会性，但不是很具合作性的生活方式的适应。它们注意那些同自身目标和对自己有价值事物相关的情境，同时，在一些特定问题情境中，它们会在行为发生前对问题具有的多种原因的影响进行模拟和想象，以作为制定有效行为决策的一种方式。他们借助图像化和图式化的认知表征完成上述过程，理解“这只是它们中的其中一个”。他们同样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情境之间具有怎样的因果和意图性关系，这使它们能够模拟非现实情境，并对它们做出包括构成范例的逻辑推理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因果推理和意图性推理。例如，它们不仅可以推断“如果X在场，那么Y将缺席”，也可以推断“如果这边一片安静，那么X一定在那边”，甚至推断“如果X想要Y，并知觉到它在地点Z，那么它将会去地点Z。”这些因果和意图性推理同样可以导致决策中的一类工具理性的出现，如个体做出的“如果情境X出现，那么最好的行为是选择Y”这类推断。类人猿也可以对它们的决策进行自我监控，这不仅包括决策之前它们对结果如何匹配目标进行的监控，也包括对可用信息和自己决策信心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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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