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具备的第二人思维（second-personalthinking），其目标是在与特定他人进行直接合作或交流互动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协调问题。现代人类面对不同类型的协调问题，其中包括与几乎没有共同基础的陌生人之间出现的交流问题。从行为层次上讲，解决这些交流问题的方法是创造出群体范围内适用且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规范和制度。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每个人都会预期所有人都遵守这些习俗、规范和制度。为了与其他个体沟通性协调，人类交流同样需要习俗化，不是因为个人而是因为文化共同基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流者，尤其是在共同决策中成为一名合作者，现代人类需要用语言外化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及原因，并使用文化群体规范判断这些言语行为及其原因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因此，现代人类不仅仅参与其他个体的联合性意图，同样也参与整个文化群体的集体性意图。
“客观地”表征
早期人类会同时从多个视角认知表征各种情境和实体，随后他们就将指示性和象征**流行为中关于情境和实体的特定视角暗示或象征化表达出来。现代人类开始借助那些中立于行动者的习俗、规范和制度，与不熟悉的他人进行合作和交流，因此他们建立的认知模型和模拟的视角涉及不只是特定的他人，而是一般的他人或是更大的群体。许多年以来，群体都作为整体以特定方式视角化和系统化经验，具有语言习俗的个体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将这种方式具体呈现出来，因此，这种客观化的表征似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一新的社会性操作的方法，让认知表征具备了三种新的重要特征。
习俗化 在生命历程中，现代人类个体第一次以习俗语言的形式“遗传”了一种文化构建的表征系统，包括结构化地存储由祖先发现且在与他人交流中有用的概念。言语习俗（linguisticconventions）在群体的共同基础下共有，由于人类的群体意识和一致性（从众），他们可以规范地被训练为用“社会标准”（communitystandards）来约束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对语言获得期的儿童，这似乎表明个体言语规范的作用是先天存在的。
此外，言语规范的任意性创造或至少促进理解一些高度抽象概念的能力，如公正（justice）或勒索（blackmail）等概念不是系统化一个分类集，而是系统化的主题或叙事性的实体。在不同情境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会将相对具象的概念变得更加抽象，如开（open）或打破（break）。更重要的是，由于习俗化的特点，言语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使得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外显地表征具象化的概念，如小羚羊（gazelle）、动物（animal）、晚餐（dinner）等。由于从个体自身工具性行为经验得到的概念与使用语言习俗构造的概念存在差异，这些具象化的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从早期希腊人到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9]都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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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