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 象形手势或打手势对人类来说似乎同样是很寻常的，他们有能力模仿另一个体的行为，甚至能模仿或模拟常规线索背景之外自己过去的行为。然而，当灵长类（抑或所有动物物种）呈现第一个尝试，通过明显的行为为接收者重现一些事件或实体以方便对方想象时，这就绝不是寻常的了。象形手势也需要接收者理解交流意图（同样适用于我们故事里的指示），以便对方能“检疫”（quarantine）这些手势并不是真实的工具性行为，而是交流行为。
发出类似意指对象（如模仿猴子爬树）的交流行为创造了一种象征性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行为是为了唤起想象中的意指对象（如一只猴子或攀爬行为或猴子攀爬），而这则是希望能够让接收者推断出交流者的交流意图（如他们现在要去猎猴）。如同指示，象形手势会把一种情境视角化；但又不同于指示，它很清晰地通过符号媒介本身进行视角化操作。例如，借助象形手势，个体可以对“猴子”和“食物”有不同的标识，即使在不同场合下，它们也可被应用于同一个动物。然而在指示里，这种行为（伸手指）在两个情形下都是相同的，通过合作活动（不管是我们欣赏动物还是寻找食物）中的共同基础承载语义权重。象形手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本身大都是范畴性的，也就是说，通常概念化或视角化相关事物、事件或情境都是“像这样”的。在选择用手势语为对方表演出什么时，交流者会通过一个特定范畴视角（相较于其他可能范畴视角）来解释相关情境。
准命题 把不同手势组合为单一交流行为，使意指情境被分解成类似“事件-参与者”这样的结构，而这也同时限制了每个手势的语义范围。这样，打手势模仿一只猴子与指着一支长矛结合起来就会清楚地表示出期望猎游，但这时模仿猴子的手势仅局限于象征猴子，而不是整个猎游。结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主题）上的背景知识和交流新信息（焦点）的倾向，交流行为中出现了一种初期的“主谓”组织——结果导致了向全命题的发展［有趣的是，人类饲养的类人猿具备类似人的交流系统，它们经常会做出“事件-参与者”区分，而非“主题-焦点”区分（这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注意或主题焦点的概念），因此在它们的多单元交流行为中没有“主谓”组织（Tomasello，2008）］。这种增加的新型合作交流动机导致具有区分性的两个显著动机的产生（要求的及告知的），进一步创造出交流句式和内容的第一个初期的区分。
随着早期人类协作与合作交流的出现，对经验的型-符形式（type-tokenformat）的认知表征变得合作化（这同样发生在类人猿身上）。有联合注意和共同概念基础参与的个体互动可以同时从多个视角把相同事件、实体或情境概念化。通过范畴性象形手势和具有“主题-焦点”组织及“句式-内容”区分标识的复合手势对视角进 行的符号化，使得它们至少具有初级的命题性。在个体决定用哪种符号描述从向交流对象呈现情境时，上述过程看起来似乎可以有效地对个体经验世界去背景化（合作化或少些自我中心）。伴随着经验这颗“蛋”上不同角度裂缝的涌出，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客观”思维的路上。
社会递归推理
社会递归推理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显得那么自然，以至于很少被注意：我在想她觉得我在想什么。类人猿对经验进行推理——它们对物质世界和社交场合中的原因和结果进行模拟，但是它们不会推理其他个体认为自己在想什么。这类推理开始于早期人类在联合目标和联合注意参与的合作活动中与他人在行为和注意上保持协调的尝试，但却兴盛于早期人类在合作交流中与他人保持意图状态和视角协调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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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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