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解释人类认知独特性的假设涉及语言和/或文化。就语言而言，一些理论家的解释指向了人类独具的不同类型的计算过程，借助它们，语言使不同类型的组合/句法生成性和递归成为可能（Bickerton，2009）。更具哲学思维的理论家在解释推理时把焦点放在了语言上，那就是，人类为揭开事实而做出的断言，并借助表达出的理由（如同科学、数学，或者法庭和政治纷争中用到的理由）试图去向他人证明这种断言的合理，而这只有借助于某些类别的语言才能成为可能（Brandom，1994）。当然，没有人可以驳斥语言在人类思维中的重要性，实际上，语言也是我们提出的人类认知演化过程中第二步的关键成分，但依我们当下的观点，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只在演化中的晚些时候才会发生。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服务于联合意图性（如联合目标、共同概念基础、递归推理）的一些早期适应使得人类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语言的最终出现是人类活动习俗化和规范化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Tomasello，2008）。在我们看来，说只有人类具有语言如同说只有人类建造摩天大楼，事实上，在灵长类中也只有人类建造稳定的居所。但语言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巅峰，而不是其基础。
与此相关，很多社会和认知人类学家坚信，同其他灵长类的认知相比，人类认知最卓越之处在于其存在的跨群体变异性，而这也证明了文化过程在其中的基础作用（Shore，1995；Chase，2006）。个别后现代理论家更激进地宣称，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发生于人类文化的递归实践当中，所以人类的独特思维只有在这一文化框架下才成为可能（Geertz，1973）。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的问题同样是这种独特思维的演化起源，仅有上述理论是不够的：甚至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产生之前，人类思维就已变得独特，这尤其受益于物种一般性的合作、合作交流和联合意图性的演化（这仍然可以在当今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儿童具有的物种独特的技能中发现）。这些技能使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文化的演化和发展成为可能。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理查森和博伊德（Richerson & Boyd，2006）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群体选择在人类所具备的很多独特属性当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我们演化叙事的第二步同样涉及这一过程，但问题同样在于，文化的产生首先需要很多前提性的和伴随产生的人类独特能力，进一步使得文化群体选择成为可能（如一致性、习俗化和规范化）。既然一种文化包含有做事情的习俗化方式（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文化就是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些东西在习俗化发生之前就已经很复杂，并掺杂着自然的基础性合作成分。
所以，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语言和文化对现代人类认知和思维的产生来说是必需的。然而，前面已经提到，某些人类独有的社会和认知过程是语言和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例如，那些同一般性的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相连的成分。而在人类演化上，它们比语言和文化出现得更早，抑或同期出现。因此，一个完整的解释必须承认这些早期或同期出现的过程的作用。实际上，依我们的观点，如果要了解语言和文化在社会参与和社会交流中以何种方式工作，需要对背后涉及的联合和集体意图性过程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Tomasello，199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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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