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来自演化心理学家。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 & Cosmides，1989）提出了一个“瑞士军刀”隐喻，该假设认为，人类心智包括多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模块（module），它们演化而来，以解决那些具体的无关联问题。在这些模块当中，很多的以及那些很重要的模块大都起源于早期人类以及他们的小群体社会互动。在认知心理学中，那些演化作用非常小（evolution-free）的领域，把焦点放在面临的专化适应挑战以及为应对它们而演化出的认知能力上，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实践中，演化心理学家主要把重点放在了诸如配偶选择和**回避等非认知问题上（或者仅涉及微量认知成分）。就认知而言，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 & Cosmides，2013）仅满足于简单地指出在多个领域（domain）人类认知体现出其演化印记的多种方式。例如，在推理领域，解决一些逻辑问题时，把问题放在同演化适应环境相似的背景中会使被试表现更好；在空间认知领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好的空间记忆，因为空间记忆是对植物采集问题的适应；在视觉注意领域，人类对动物的到来和离开尤为注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家并未对一般性的人类认知模块或它们同其他灵长类相关联的一些具体方面给出综合解释。
从上述一般视角出发（以模块和适应为焦点），还有一些理论为解释人类认知的独特性做出了更系统的尝试。首先，施佩贝尔（Sperber，1996，2000）指出，像所有动物物种一样，人类拥有很多高度专化的认知模块（如对蛇的探测和面孔识别），以及一些更一般的模块，如直觉物理学（intuitivephysics）和直觉心理学（intuitivepsychology）。这些模块支撑了他所谓的“直觉信念”（快速、不受证据影响）。使得人类认知尤为有力的是一类超级模块（supermodule），它们使个体的元表征（不仅认知性地表征这个世界，也表征他人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表征）成为可能。个体借助命题（组合和递归）进行此类表征，进一步导致施佩贝尔所谓的“反思信念”（也许通过好的理由或采用个体信任的他人信念而形成）。如果其他动物也进行元表征的话，那么仅会是以不涉及组合和递归的极为初级的形式进行。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实际上，施佩贝尔认为可能存在三个不同的元表征模块）使得从合作性（明示-推理）交流到教导和文化传递，再到同他人辩论时的推理的一切事情成为可能。同时，元表征能力和同样也是人类独有的语言模块协同演化，并存在交互影响。
卡拉瑟斯（Carruthers，2006）认为，非人灵长类的认知涉及表征和推理，但它们的认知模块具有的“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导致了它的局限性。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因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断有额外的模块加入，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读心系统（比类人猿能做得更多）、语言学习系统、规范性推理系统。这些模块在同一情境中可以同时发生作用，创造出新事物。此外，人类演化出一种在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和排演行动计划的倾向（disposition），使得不同模块之间可以更灵活地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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