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认同意味着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传统文化习俗是那些“我们”做的事情，是那些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那些我们期待群体中其他个体在适当的环境中所做的事情。因此，在一个开放的食物贸易市场中，存在一套传统测定对等的方法。如果我用一个非常规的容器盛蜂蜜，其他人就不知道如何和我做交易，也不知道我这些蜂蜜的数量。有了传统文化习俗，这种差异性本质上并不会被惩罚，而只是简单地将你隔绝在这个群体之外。但还有一些习俗，人们是无法不遵从的：一个人可以穿这件衣服，也可以穿那件衣服，或者不穿衣服；但是无论穿什么，其遵从还是违背群体其他成员的预期都是一个文化选择。
不同于早期人类与合作活动中的另一人所创造的第二人（second-personal）共同基础那样，这种共同基础是克拉克（Clark，1996）所说的文化共同基础：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知道成员们都知道的事情，即使我们可能并没有共同经历过。事实上，崔（Chwe，2003）认为，文化中公共事件的主要作用就是使这类事情成为公众知识，如酋长的加冕或者其女儿的结婚典礼：这种事情是文化共同基础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由此预期他人都知道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知道这件事，而且这个知识可以用以检验某个个体是否是群体内成员。有趣的是，儿童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与文化共同基础保持一致了。利贝尔等人（Liebaletal.，2003）发现，如果一个内群体的陌生人，在同时看圣诞老人玩偶和一个儿童自己做的玩偶时，询问儿童这是什么，2～3岁的儿童会告诉他，这个新奇的玩偶叫什么，而不是告诉他“这是圣诞老人”；儿童之所以会这么回答，是因为即使这么小的儿童都知道，这个群体内的人，即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都不需要问谁是圣诞老人（如果这个陌生人看起来是问一个他知道的玩偶名字时，儿童会告诉他是圣诞老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还知道，群体内的陌生人知道一个物体的惯用名称，而不知道关于这个物体的一个新奇的、主观任意的事实（Disendrucketal.，2010）。
一些传统文化习俗是由明确的协议而产生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开始；关于社会习俗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假定，协议的达成需要很多其他事情，如高级沟通技巧。路易斯（Lewis，1969）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开始路径。我们最开始要协调一个问题，如每天早晨几点钟在新营地前集合，一起去捕鱼，假定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碰巧是在正中午出发的，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人够了。假定如果没有高级的沟通技巧，我们在第二天会怎么做呢？根据谢林（Schelling，1996）、路易斯（Lewis，1969）的假设，人们会在第二天的时候从所有可能的时间中挑选一个时间，而对于人类来说，做这件事情的自然方式是根据以往经验，即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所以第二天会再次在中午出现。所以我们就习惯于此了，而新人就会模仿和遵从我们。而任何不遵从的人，就会不再是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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