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会使用自发的象形手势作为符号，来引导另一人注意和想象某一相关的情境；而对于现代人类来说，这已经在群体中习俗化了。这意味着解释手势不仅需要像以前那样，需要基于两个交流者之间一些个人的共同基础，还需要基于一些文化共同基础，也就是我们群体中的个体，是如何预期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会怎样使用和解释这些手势的（或者认为他人是如何期待我们的预期等）。例如，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让其同伴注意到有蛇的危险情境时，通常会做一个波浪式手势来提醒这一潜在的危险。事实上，只有当个体知道其他所有人都会这样使用时，才会使用这样的手势（Lewis，1969；Clark，1996）。交流习俗通常是由构成性规范所支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使用它们，那么我就不属于这个群体。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5）曾尖锐地指出，习俗使用的标准并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用户群体决定的。我可以不如此，但后果是什么呢？
交流习俗是文化共同基础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并且遵守的，其文化维度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人类交流行为是完全明确的（explicit）。早期人类以一种外显的方式告诉他人自己所指示的，如使用指示手势来引导他人注意某个情境。但是接收者有可能误解了或者假装误解了其手势，那么交流结束了。但是，如果现代人类使用了交流习俗，如预示着“有蛇—危险”这一手势，那么他的同伴就不能说他不明白，或者说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不理解的。因为在文化共同基础中，我们都知道这一习俗，所以个体就必须有所回应。因而，现代人类理解交流不仅迫于其从交流同伴那里感受到的压力，还有来自整个团体的规范压力：如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那就知道如何应对这一习俗。任何不能理解交流习俗的个体，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就使其具有了文化规范性。
象形的交流习俗很快就会变成非象形的。这主要是基于手语的出现，听觉有障碍的人会使用自发性的象形手势与其父母交流，慢慢地就发展了出一些哑语（homesigns）。这通常是一些格式化的、短小的手势（Senghasetal.，2004）。因此，代表“有蛇-危险”的波浪手势会缩略成一个几乎没有波动的手势。这通常是因为接收者可以预期在交流情境中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如果她正要翻起一块石头的时候，某人伸出了他的手，那么她可以将其解读为“有蛇-危险”。儿童和新来的人就会模仿这个简短的伸手动作，来使他人意识到有蛇[4]。强大的模仿能力和遵从就这样渐渐破坏了交流的象似性，因为在有文化共同基础的群体中，象似性是不必要的，群体中的个体知道交谈某个特定情境时应该使用何种约定俗成的手势。交流习俗就这样具有了任意性。
对于个体和其思考过程来说，这种习俗的、任意的做事方式暗含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儿童出生在一个使用一套交流习俗的群体中，这套交流习俗是群体的祖先发现在协作时十分有用的指示动作，而且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并使用这些交流习俗。因而，个体并不需要自己去发明概念化事物的方式，他们只需要去学习在历史长河中积累出的智慧结晶。个体就这样“继承了”大量的概念化和观点化世界的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对同一个实体或情境同时产生多个构念，如浆果、水果、食物或者交易资源。构念的模型并非基于现实或是交流者的目标，而是根据交流者的思考，即他认为如何表达一个情境或者实体，接收者会最有效地领悟他的交流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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