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任意**流习俗还会形成一类“系统”，即因为其任意性，习俗的参考范围受到了同一“语义场”中其他习俗参考范围的限制（Saussure，1916）。因此，在我们文化共同基础中，个体会在众所周知的特定习俗表达和只限于我知道的表达之中做出选择。例如，如果我告诉我的朋友，我看到他哥哥和一个女人一起去吃饭，就可以推理出那不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妻子也是一个女人；因为如果是他的妻子，我会直接说他妻子而不是一个女人。或者，如果我说，我们的孩子吃了一些肉，就可以推理出，他没有吃掉所有的，因为至少在我们都很饿的情境中，如果他吃掉了所有的，我会直接说没有肉了。这类语用含义渗透在当代语言使用者的对话中，我们会为了交流目的而选择相对应的习俗语言表达［其中一些推理是循环性的，并成为我们所说的常规含义（Grice，1975；Levinson，2000）］。这类推理与那些自发性的手势语或者其他类型的非习俗化的符号形成的方式并不相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它并不是在群体的文化背景知识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选择，并从其中挑选合适的进行推理。因而，随着交流习俗的出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概念化形式。现代人类从他们群体的其他人那里“继承”了一套他们文化共同基础中的交流习俗，并规范性地使用这些习俗。交流习俗的任意性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概念化情境和实体，无论这些有多抽象，包括关系性的、主题性的和叙述性的图式。有了这些交流习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概念之间进行形式推理和语用推理，而这与自然手势绝不是同一种方式。
具有复杂表征形式的言语结构
如果我们设想早期的现代人类有一些单字句（holophrastic）的交流习俗，同时具有创造新异心理组合的认知能力（所有猿类都拥有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猜想他们能够创造复合的语言组合。例如，当请求吃的时，他们会把手移向张开的嘴；与此同时，请求去寻找浆果也有一个特定的手势，即模仿一个采摘的动作。这两个手势之间本是不相关的，但当有人提供了一些难吃的食物时，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先做吃的手势，紧跟着做一个找浆果的手势。那么，考虑到早期现代人类拥有的图式化这一能力，个体很容易猜出这个人将传统的“吃东西”的手势，应用到了某一食物的手势之中，这就类似于人类婴儿一开始的时候会说“还要果汁”，慢慢地开始说“还要牛奶”“还要浆果”等一系列“还要……”的句式（这就是所谓的基于项目的图式，Tomasello，2003a）。
语言结构开始于这类简单的基于项目的图式，并在言语交流互动中逐渐变得精细，也越来越抽象。这一过程的关键点是来自接收者的交流压力，即对有效信息的需求。这就要求交流者尽可能地表达明确。交流者如果结结巴巴地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表达风格、语言风格，接收者就必须根据推理补足其中的空缺。但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接收者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故而交流者需要更明显地表达出他们的交流意图。结合整合和自动化序列的能力，这一过程可以使“我用矛刺羚羊……它死了”这句话转变成“我用矛刺死了羚羊”。当有其他类似的图式出现时，如“我把葫芦喝空了”，就会形成习俗化的语言结构，在这里即动补结构（Langacker，2000；Tomasello，1998，2003b，2008）。用吉冯（Givón，1995）的话来说，今天的语法就是昨天的对话[5]。
完全抽象的语言结构也是如此出现的，这些语言结构成了类似于格式塔一样的符号习俗，有自己不同的交流含义，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情境。例如，说英语的年幼儿童会学习到早期的抽象结构：
（1）直接因果关系，如及物结构：XVERB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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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