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被提及的认知过程是交流者的逻辑推理过程。其中包括使用“和”“或”、各种否定词（如“不”）以及暗示（如果……那么……）进行表达。例如，在与他人的争论中，为了应对来自接收者的压力，说话者需要使用以上这些表达方式，让自己的推理过程更为明晰。因此，与一般讨论中的交流压力类似，争论中的“逻辑压力”会让争论者将程序化和非具象化逻辑运算用外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第一个手势/象形化的步骤是什么。例如，在一些手势语（pantomiming）中表达“或”这个词，会通过给予他人这个客体（用一只手给出），或那个客体（用另一只手给出）。又例如，在日常社会交流中使用“如果……那么……”这个手势语通常表达的是威胁和警示（如果X……那么Y……）。在语言传统中，这些逻辑算子的符号化，让它们更加抽象有力，而更容易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反思。
最后，说话者通常会外显化一些前提假设和/或共同基础，来帮助接收者理解。例如，假设我们共同觅食蜂蜜，这是在文化共同基础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文化实践。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共享了一些知识来指导活动的进行——我们应该去哪些蜂巢寻找蜂蜜，应该搜索多高的树，需要使用哪些工具，使用什么容器进行运输等。因此，如果你走开并开始把树叶编织到一起，我会耐心地等待，因为我们都知道树叶是用于运输的容器。但是，这一知识暗含于我们的共同基础中。而早期人类则会向合作者指出树叶的作用，将这一知识外显地表达出来。我作为一名现代人类，通过一些交流的方式，让你注意到有叶子出现：“看，那里有一些很好的树叶。”这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但依然存在被误解的可能（好在什么地方？）。所以，也许你会看向树叶，但一无所得。如果我假设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会说“这是菩提树的叶子”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又或者“我们需要菩提树的叶子来做一个容器”等。我直接告诉你让你注意树叶的原因（我错误地认为你可以从我们的文化共同基础中推测出来），明确自己关于交流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同样能够让我反思自己的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它们只是内隐的共同基础时我不会这么做。
因此，在现代人类中，意图、逻辑运算和共同基础假设等都能够通过一套相对抽象和规范的共同语言习俗外显地表达出来。由于语言习俗及其规范性，新的反馈过程不只出现在类人猿做出决策时监控自己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也不只出现在早期人类监控接收者理解的过程中，同样也出现在一个“客观地”规范性思考的交流者，评价自己语言概念的过程中，像评价其他“客观地”规范性思考的交流者一样。结果是，现代人类不仅可以进行自我监控和对他人进行社会评价，同样可以进行完整规范的自我反思。
共同决策并给出理由
我们有必要探讨人类交流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谈话场景，其中包含了改变世界的人类思维过程，即共同决策。想象一个典型的情境，如合作者或长老会议试图选择行动方案。假设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有很多的行动方案都是可行的。同时假设他们彼此独立且具有同等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只告诉他人做什么，而必须提出可能的行动方案并给出相应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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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