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于滨海蜘蛛斗龙故事的载录十分广泛。与蒲松龄年代相仿佛的诸城文人李澄中（1629—1700）著有《艮斋笔记》，该书卷一《龙捕蛛》条记载：“余五岁时，即闻邑西殷村龙捕蛛事。后二十馀年，见一老媪，自云故殷村居民也，当捕蛛时，适居村中。先是，邻人一空室忽有蛛自来，其大如胡桃，日结网室内。邻妇聚观，蛛则盘旋吐丝有声。自是，其人日益富。居三四年，一日浓云自西北来，日方西，辄昼晦不见人，黑氛与村相下上，风雷震电满之。移时，屋壁**尽。村人或飞掷数里外，其存者皆伏地上。初，蛛大如拳，渐大如升、如斗、如瓮。群龙蜿蜒往来，与之俱电光，杳冥中辄见之。又有长人高丈馀，著帽甚大，每拔树掷空，则仰天笑。其一头昂甚，堕帽。平明，风雷西北去，乃觅其帽，苔所结也。或疑为河伯云。”[1]按，山东诸城在今青岛和日照之间，也属于滨海地区。其距离蜘蛛传说最常发生的海州也不算远。
蒲松龄《聊斋志异·龙戏蛛》是一篇很有生态伦理意趣之作，讲人们罕谈的人与蜘蛛的故事，看似写人类因宠物而遭祸，实为精怪避劫，超现实权威干预自然界动物强胜劣汰生存竞争的叙事，而人类的牺牲不过是设定的自然法则的衍生品：
徐公为齐东令。署中有楼，用藏肴饵，往往被物窃食，狼籍于地。家人屡受谯责，因伏伺之。见一蜘蛛，大如斗。骇走，白公。公以为异，日遣婢辈投饵焉。蛛益驯，饥辄出依人，饱而后去。积年馀，公偶阅案牍，蛛忽来，伏几下。疑其饥，方呼家人取饵；旋见两蛇夹蛛卧，细裁如箸，蛛爪蜷腹缩，若不胜惧。转瞬间，蛇暴长，粗如卵。大骇，欲走。巨霆大作，阖家震毙。移时，公苏；夫人及婢仆击死者七人。公病月馀，寻卒。公为人廉正爱民，柩发之日，民敛钱以送，哭声满野。
异史氏曰：龙戏蛛，每意是里巷之讹言耳，乃真有之乎？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惨毒；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2]
齐东令徐公家里出现了巨型蜘蛛窃食，徐公以食物饲养，蜘蛛躲避龙劫，雷霆大作，击死徐公家人，而廉政爱民的徐公也因此病死。故事的结局，与惯常的循良得善报叙述，甚为不符，带有明显的传闻实录性质。然而，故事核心是蜘蛛遭受龙的挟持，与先前的相关传闻，有着明显的逆向转换的互文性。
明代笔记中的大型蜘蛛故事，还没有限定仅仅在海滨，传闻：“尝见采皇木者，言深山穷谷之中，人迹不到，有洪荒时树木，但荒秽险绝，毒蛇鸷兽出入山中，蜘蛛大如车轮，垂丝如纟亘，罥（缠绕）虎豹食之。”不过也不排除的确有的距离海滨不远：“南京报恩寺塔顶有蜘蛛，大如斗，垂丝数百丈，直至南城楼，后亦为雷所击。俗云物大则有珠，故龙来取之。……”[3]而且有的巨型蜘蛛即活跃在大陆的东南海滨区域。明人还称，自己曾间接听说的本时代蜘蛛故事，印证了前代骇人听闻的真实性，为此改变了将信将疑的态度：
幼读《酉阳杂俎》，载蜘蛛大如车轮者，以怪不足信。及闻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间，登州山中有蜘蛛与龙斗，而龙为蛛丝所困，后有火龙来焚其丝。蛛不能为。遂为龙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径一丈六尺。予复将信而将疑也。又读《双槐岁抄》云：成化七年，苏州盘山有蜘蛛与龙斗死事，友人吴两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间，一夜为龙来取蜘蛛之珠，山木尽折，水涌数里。举家遭害。然后知六合之内，异物异事，未可以不见为怪也。[4]
这样的载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眼光。像巨型蜘蛛这样的“异物”，蜘蛛斗龙这样的“异事”，被作为一个天地之间早已有之的事情，成为博物传闻的一个个案，已为明人所关注。
但到清人这里，“海州”这一区域，成为大型蜘蛛传闻发生的压倒一切的地区。早在清初，著名的饱学之士王士禛就在《香祖笔记》卷八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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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有 根据美国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论述自然价值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