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及神话，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上古时代的神话文本。目前，似乎只有神话学学者在面对这些神话文本，神话文本的价值似乎只是神话学的研究对象。既然神话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民族各类学科知识乃至精神及思想的源泉，那么，神话就不应该只是学术的或者说知识的，不应该只是远古的，更应该是现代的，是社会现实和现实生活的。也就是说，神话需要不断叙述。这里的“叙述”指的是神话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呈现。
一、神话不等于神话文本
神话学的目的是解释神话，其实，神话的意义主要不是研究的，不在于相关的文章和著述，文章和著述对神话本身没有丝毫影响，而在于获得新的生存生机。既然我们认定民间文学是“活态”的文学，民间文学记录文本是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不等于民间文学记录文本，那么，神话就不能是例外，神话同样不等于上古的神话文本。《山海经》不等于神话，《淮南子》不等于神话，《离骚》不等于神话。神话既是远古的，也是现代的，是当下的。
然而，我们需要面对的神话事实是，神话传承中的文字化、文本化问题。一旦人们接受和宽容了这一神话事实，人们就认定神话已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学者们固执的学术偏见。的确，袁珂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话，早已极少在口头流传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很少口耳相传炎黄的故事。当今人们将远古神话视为可供阅读的文本，只是强调一些神话原型仍在释放无意识的力量以及强化神话作为“起源”的意义，这是神话的贬值。就神话形态而言，神话是一种综合的文化遗留物，它所蕴含的意义非常丰富。单就其所演述的方式来说，主要的形态就有口头的、仪式的及实物的，以信仰的尊严来组织社会与文化生产，以禁忌的教化来传播神谕和神的言行，神话因此必然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只停留于文本化的接受和解读之中，神话的内在精神会丧失，神话的传承也会大受影响。
神话的实质是传统的、古老的，然而，其呈现的方式则应该是当下的或说是现代的。上古神话不能被复制，却可以得到延续。可以说，神话资源转化从中所延续的，正是对简单的阅读神话文本的一种修正与补充。神话的意义存在于其存在，而主要不是意义的解释。神话的意义存在于神话叙事的不断延续。在口传时代，神话叙事的形式是单一的，至少那时流传下来的神话形式是单一的。人们认定上古神话作品就是神话的全部。
由于汉民族远古神话与史诗的分离，其地位很难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成为衍生出多种叙事形态的元叙事。中国远古神话埋葬于文字，这些神话的意义在人们的反复阅读中早已固定下来，书面叙事的形式很难激发上古神话的复兴。这就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对上古神话资源作出研究，并以多元形式去重新阐释、重新发掘上古神话的形态与意义，在现代神话学的语境中为上古神话寻找新的时代价值。
中国的神话学者几乎都将神话存在的时间限定于上古。在整个中古时期，由于人们的思想为“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所统治，神话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完全退出了中国文化系统。但在西方现代神话学的视野中，中国神话状况并非如此。英国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神话简史》一书中是这样论述中国中古神话的：“中国没有正式的神殿、没有创世说，也没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祇。同时，各城乡都没有保护神，也缺少崇拜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神话基础。中国最重要的神话仪式是祖先崇拜，它指向一个先于人类世界而存在的先验世界。”[1]接下来，凯伦·阿姆斯特朗又描述了一条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神话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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