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的主体立场——以民间文学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实际为民间口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原本就存在,它需要人们去发现、去发掘并且进行必要的阐释,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自己“说话”,它是由调查者、研究者及相关机构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田野调查的过程。在调查中,如何把握调查者的主体意识,如何发挥调查者的主体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下面以民间文学为例予以论述。
一、主位和客位的立场
一个地区的民众拥有当地文化知识的产权,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们对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要把这些理解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叙述出来,只能是调查者和研究者们完成的事情。所有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是在面对异地的民间文学,只是“异”的程度不同而已。一个民间文学学者对某地的民间文学无论多么熟悉,也只是“熟悉”而已;他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当地民众,他不可能完全和当地人一样去生活、思想。
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学者需要“田野作业”,同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首先要确立主位和客位的立场。就民间文学而言,就是把当地演唱者的观点和研究者的观点区分开来,或者说要区分文化主位(emic)即拥有民间文学的当地人的观点与文化客位(etic)即民间文学的记录者和研究者的看法。说得具体些,“主位研究强调在研究中,要求调查者去习得被调查者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和世界观,即研究者不受自身文化的束缚,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去了解、理解和研究问题。否则,观察者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不相关联的因素,而看不到一个整体。它强调能用本地人的观点来努力理解当地人的文化。而客位研究是以调查者本身的立场为出发点来理解文化,研究者所使用的观念并不是以当地人的观点。”[1]这是对认知人类学方法的借鉴。
只要经过努力,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我们都可以做到,这实际上是研究的立足点、态度和角度的问题。田野作业的成果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毕竟是研究者“看到”“听到”“想到”的,是他们“表达”出来的,忽视研究者的主体性是不科学的。20世纪前期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20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萨特等都强调我思、权力意志、先验意识等,认为“自在”是“自为”中的“自在”,对象是意识中的对象,世界是在人的主观中展现出来的。除非借助研究者的主观意识,田野作业的对象自身无法自我呈现出来,而研究者所运用的调查方法、观点不同,所认识、理解、经验和把握到的调查对象的层面、属性、情状也大相径庭。发现、识别、认定和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离不开客位的立场。
人们总是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者的世界),或者说民间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民众生活的内部结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口头传统的结构模式先于研究者进入之前就早已存在了。这应该符合结构主义的思维路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习俗、姻亲关系等都被共同的深层结构所控制,一个遵守这些习俗或神话的民族自己不会感到这深层结构,就像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并不感到自己说的话服从于汉语的语法规则一样。”[2]结构主义的核心范畴是“结构”,在结构内部有一个中心。正是这个中心将事物和结构的各种因素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法国符号叙事学家德里达则认为结构的中心不在其自身,而在其之外,在“他者”或者参照物中。而一种结构的“他者”、参照物是无穷无尽的,与之相应,结构的性质状态也处于不断变异之中,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正是通过对结构主义“结构”的解构,德里达建立了后结构主义的差异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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