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南特的教师教育思想
1961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科南特等人历时两年对当时美国22个州77所教师教育机构，以及16个人口总数占到美国2/3的州的教师资格政策的展开调查。研究报告在1963年以《美国教师教育》为题出版成书。该书的主要观点仍然是否定教育科学的存在及其对教师教育的意义，要求加强未来教师对学术学科的学习，但是，比起贝斯特和科尔纳，科南特在书中的语气相对比较温和。
科南特认为教育学教授和文理学科教授都应该为教师教育的糟糕状况负责。对于教师到底应该学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会教学这个问题，科南特在分析当时教师教育项目实施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注重学术知识培养的教师教育改革理念。
（1）教师专业教育的知识基础：学术学科知识
对于“有没有教育科学”这个问题，科南特同意在他之前的那些批评者的意见，即“教育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妄的幻想。通过对教师教育机构开设的教育课程的考察，科南特总结道：“教育学科教授们还没有发现他们公认学校教师应当具备的、并且在师范生开始当专任教师之前必须掌握的一套共同的知识，这些教授们对此也没有一致的意见”[38]。因此，他反对当时教育学教授所持有的教育科学观，即相信有一种教育理论已经发展完备，比得上自然科学的理论。
科南特认为像教学这样的实际工作，既需要据以做出预测性通则的学科，也需要据以做出价值判断的学科。他认为“谈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教育科学，不如谈论跟教师劳动有关的学术性科目。换言之，我要研讨的将是学术性科目——可以称之为各门教育科学或教育学科——而不是一门教育科学或教育学科。”[39]可见科南特将教育视为依赖于其他学术学科的应用领域，教育自身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学科。
根据科南特对教师劳动的判断，他认为要发展教学技能，先决条件是具备四种因素。第一种叫做“民主的社会因素”，因为公立学校的任务在于为自由社会培养公民，为此，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负责发展学生的态度，这些态度有时被称为“品格养成”，有时被称为“社会合格公民”，后来又被称为“社会责任感”。第二种因素是教师对儿童在团体活动中的行为发展方式的兴趣和经验。教师必须掌握儿童社会行为活动的有关知识。第三种因素是持有对儿童的成长适宜的知识。第四种因素是教学原理。科南特认为，一些学术性学科可以为这四种因素提供通则性的依据。民主的社会因素，未来教师可以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那里学会理解、分析、批判各种社会团体给予学校实践的压力。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里学到关于儿童在团体中社会行为的一般性论述，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那里得到儿童行为的规律性知识。从心理学家那里学习关于儿童的生长和教学的原理。所以，“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是对未来教师有贡献的学术性科目”[40]。这些学术性科目由此构成教育专业课程的理论部分。而且，科南特认为这部分课程应该由一个对教育学研究极有兴趣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来讲授。
由此，科南特否定教育理论课程在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合法地位，认为应该取消教育哲学、教育历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课程，而在通识教育中学习蕴涵着教育意义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基础性学科。
（2）广博的通识教育
科南特对大多数院校要求师范生学习的普通必修科目非常不满意，认为这些科目的学术水平“似乎低于大学水平的师范生应该达到的水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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