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引自『中国の人間革命』（1974年、毎日新聞社刊）中所收录的「大河のごとレ』。『池田全集』第百十八卷，29頁。
[15] 『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99頁。
[16] 前掲『対話の文明——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186頁。
[17] 周敦颐（周濂溪，1017—1073），被朱熹称为“宋学之祖”。宋学（宋明理学、新儒学）离开训诂注释而对古典进行主观解释，哲学地将其体系化，重视成为圣人的实践。周敦颐还主张所有人皆可成圣人。程颢（程明道，1032—1085）与程颐（程伊川，1033—1107）兄弟是他的弟子。兄如“春风和气”，弟如“秋霜烈日”。兄通过直观把握万物一体的“理”（即自然之根本），而弟则将其理论化。两人并称“二程”，其诗文、语录在明末被辑为《二程全书》六十八卷。杨时（1053—1135）师事“二程”，其弟子罗从彦（1072—1135）又教李侗（1093—1163），朱熹是出于李侗之门。张载（张横渠，1020—1077）也曾与“二程”相识并拜于门下，他主张无形之“太虚”与有形之“万物”都是气之变化，主张“气—元”说。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为学大要篇九五）中的最后一句，在日本因出现于天皇的《终战诏敕》（即“投降诏书”，或称“玉音放送”）之中（“欲开万世之太平”）而有名。周敦颐、程明道、程伊川和张载四人被称“宋四子”。朱熹和吕祖谦（1137—1181）又从他们的著作中精选出六百二十二句编成《近思录》（1176年），共十四章。在日本，《近思录》成为朱子学的基础而被广泛阅读。
[18] 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19] 关于科举制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此处取范文澜的说法。
[20]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中有“里”和“乡”。通常一百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乡（也有其他说法）。“乡举里选”是指地方责任人（乡的责任人一般是“三老”）推荐乡和里中的人才，进而从中选拔官吏的体制。西汉时期，汉武帝要求郡的长官须每年均推荐一名有德者，以利于选拔人才，这便是汉代察举制度。人才评价的科目起初包括孝廉、贤良、方正、直言、文学、计吏等，后来逐渐发展为主要重视“孝廉”。察举制本是发掘人才的制度，但推举者是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因此被推举者与推举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关键，推举者与被推举为官吏的人形成了持续的互利关系。为消除这种弊端，做到选拔的公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将人才分为九个层次序列。这一制度旨在将人才选拔变地方主导为中央主导，将人事标准由道德为主改为能力为主，但始终难以避免先推荐再选拔这一体制因素，因此隋代以后被比较公正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代替。
[21] 引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黒川洋一編『杜甫詩選』岩波文庫、28頁以下。
[22] 《鲁迅全集》第一卷，2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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