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在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在认识论上，他认为除了天生的缺陷，概念和真理都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工具主义），同时每种观念都需要通过贯彻它的行动的有效性来检验真伪（实验主义）。杜威重视儿童生活经验的教育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31] 陶行知（1891—1946），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教授。他为组建新教育团体“新教育共进社”（1919年）、“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年）做出了贡献。1923年，他离开大学，在北京以“平民教育推进社”为基地进行平民教育活动。他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故为培育农村小学师资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年改称晓庄学校）。他始终致力于中国的民众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毕生进行生产教育的实验，并在战时创建了孤儿学校等教育机构。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见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了“小先生制”（让学龄儿童做老师，教那些不识字的孩子与成人）。他作为诗人也很有名。
[32] 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写了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形势，并说看到有很多青年人参与其中，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这里孕育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社会。杜威还给美国的TheNewRepublic和Asia杂志投稿，多次发表对中国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收录于其著作CharactersandEvents（共两卷，1929年出版）之中。杜威在评论中说，“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从被动的接受状态向积极的攻击状态转变”（《中国学生的反叛》，TheNewRepublic，1919年8月6日）。他还呼吁世界重新认识中国（G·ダイキューゼン『デューイの生涯と思想』三浦典郎·石田理訳，清水弘文堂，296頁以下），他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成为值得研究、预测、考察和思索的知识背景。”（《年轻的中国与古老的中国》，Asia，1921）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这样写道：“‘五四运动’时，学生们游行的时候口袋中还带了洗漱用具，这让杜威非常感动。他看到学生们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所以评价说，从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新精神和新时代的萌芽。”“杜威当时说，表面上先进的日本很脆弱，不知何时就会散架。中国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也就是根据自身的要求而产生，所以是强固的。在1919年的时候杜威就这样预测。”（「方法としてのァツァ』，『日本とァツァ』ちレま学芸文庫，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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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