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克伯屈（1871—1965），杜威的弟子，他的“项目法”（projectmethod）是对其师经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具体化。他主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提出、计划和实施对自己有价值的体现所有精神的课题，通过学习这些课题，不仅掌握知识与技能，而且形成自我控制力，即会判断、关注和实施那些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其理论不主张强制，而是重视学习的内发性。在中国经俞子夷（1885—1970）等人的介绍，曾在江苏省进行实验。杜威访华后，中国的教育者均有学习将所学的杜威理论具体化的方法的极大热情。1927年3月，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等人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克伯屈访华，克伯屈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进行了演讲。克伯屈的思想在大正时期也曾介绍到日本，至今仍对在暑期等长假期中进行的“自由研究”和“综合学习”具有影响。帕克赫斯特（1887—1973）的“道尔顿制”是根据学习内容的难易准备课程，学生每月学到哪里都会根据学生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来决定，学生要和教师签订“学习契约”，由学生自主执行。在这种“个别学习”的同时，学生们还要互相介绍自己的学习进度，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其目标是培养“以自我责任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帕克赫斯特作为小学教师曾在偏僻地区的学校教授复式班级，曾苦于不知如何指导年龄和学习基础各不相同的孩子，道尔顿制就是她开发并不断改良的教学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是在马萨诸塞州
[34] 道尔顿的学校开发的，故得此名。在中国，舒新城（1893—1960）曾在学校中做过实验，1925年帕克赫斯特本人也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而访华，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采用道尔顿制的学校遍布八个省。帕克赫斯特也曾数次访日，对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对于“项目法”和“道尔顿制”也多有介绍。
[35]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03頁。
[36] てい談「人間教育ヘの新レま潮流ーデューィと創価教育一』。教育月刊誌『灯台』（2009年12月号—2011年7月号連載。）
[37]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3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8] 胡适（1891—1962），1910年留学美国，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主张废除难懂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前往美国，1957年回到台湾，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也非常著名。蒋梦麟（1886—1964），1908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杜威，在杜威访华的1919年，与陶行知等人一起联合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编。1920年初推动教育改革运动，后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努力促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移居台湾。
[39]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1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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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