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离不开社会，所以，改造社会是改造教育的前提。20世纪20年代还流行—种思潮，叫“教育救国论”，以为把教育办好了，就能国富民强。美国教育家孟禄在1921年来到中国，也提倡用教育救落后的中国，他说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唯有教育能够补救。这种思想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愿望是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旧制度。“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提倡“教育救国论”，让学生埋头读书，只能削弱革命斗志，无益于中国革命。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不是靠教育，相反，要想把教育办好，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他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132]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良不行，修修补补更不行。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时说道：“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看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133]过去有人把这段话理解为鲁迅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提倡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实际上鲁迅讲话的重点是说明知识阶级要有真正的新的境遇，首先要改革环境、改造社会，否则，知识阶级仍然要回到不满意和受痛苦的老路上去。
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十分流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教育主张曾经被当时中国许多学者接受，并在一些学校实验过。有的学校内部布置了“社会环境”，如办起了小银行、小商店、自治市等，甚至还有学校模仿当时的政权组织设置了保甲组织、警察制。鲁迅对这种教育思想有所保留，他后来在《〈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中提到：“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134]这说明，鲁迅虽然主张反对旧教育的教育方法，但他更反对教育消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主张教育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从以上鲁迅的许多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把握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科学地阐明了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改造教育首先要改造社会，但并不是说教育对改造社会没有作用，而是把改造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一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篇鲁迅的佚文《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135]他说，中国人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和技巧，弄得火车相撞，轮船沉没，因而被外国人认为是“最廉价的生命”。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中国人听了当然是很气愤的。但鲁迅说，我们虽然没有辨明的必要，但生活的能力终究是需要的，即知识和技巧，使我们能制造机器，使用机器，而自己不致撞死在机器里。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民族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有文化的民族之林，才能免受异族的欺侮。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能辨认灯光和礁石”的人。他说：“在这样生活艰难的时候，总非另有一批能明认事实和有工艺的手的人来负担谋民族的生存的责任不可！”可悲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尽有一些所谓“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知道哪一派必定将来得势，以便预先依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不会有希望。所以他要求大多数中国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所谓有科学头脑，就是要“能够尊重事实，切实观察和切实的做”。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第一须对于国民切实的训练和教育”。鲁迅的这些主张充分地说明了教育对于改造社会，促进国家、民族富强有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在今天读起来，不是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吗？可是当时中国的教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鲁迅发出全盘改造旧学校的战斗号召。他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不干净的大沟，把厦门比作不干净的小沟，厦大当时浸在不干净的小沟中。他说：“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136]这是他总结了长期的斗争经验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鲁迅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学生改造社会的反帝爱国运动，支持学生改革旧学校的种种合理要求。他在学校教书也好，给青年学生演讲、写信、谈话也好，总是教导青年学生要“留心世事”，读书不忘革命，在后方不要忘记前线。所以，鲁迅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了要求改革社会、改革学校的波浪，并在这个浪潮中培养了一代革命青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鲁迅认为要改造教育必须改造社会，但也主张改造教育以影响或推动社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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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