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图书馆创建于1909年，原设在广化寺内，地僻房旧，到馆读者不多。鲁迅经管后，极力设法迁馆，并在读者方便的地方设立分馆。费了许多功夫，终于迁馆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的房舍中，于1917年1月26日举行开馆典礼。迁馆前一年多，鲁迅先在宣武门外设立了分馆，从总馆内分出一部分重复书籍放到分馆，分馆开始接待读者。之后是大力增加藏书，鲁迅把过去集存在清代翰林院和国子监南学的大批图书调到馆内，又从河北、辽宁、吉林、云南等许多省调来大批官书。另一件大事是把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所藏的《四库全书》36000多册调来，此事几经周折，从1914年起到1915年8月才最终办成，鲁迅费了许多心血。
通俗图书馆于1913年10月31日开馆，藏书分普通用书和儿童用书两大部分。该馆还附设了一个儿童体育场。这一图书馆藏书虽不多，但总算给普通群众和儿童提供了可以使用的图书。从建馆起，鲁迅经常去检查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此馆后与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并，成为现首都图书馆的前身。
筹建历史博物馆是鲁迅的又一贡献。从1912年起直到1925年，他不断为建馆而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从设立筹备处，调查、搜集历史文物，建馆、迁馆，到开馆后的工作检查，他都花了不少精力。1913年，莱比锡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以展出墨迹、书籍为主，我国因为纸墨印刷历史悠久，被列为展出首位。历史博物馆选送13种展品交教育部送展。鲁迅为了保护展品，头一夜“回寓取毡两枚，宿于部中……不眠至晓”[40]，直到第二天德国人前来取去。
京师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的整顿、建立，在当时是新鲜的、意义重大的文教事业。鲁迅献身于这一事业，并经常赠送自存的珍贵图书、文物给这两个馆。他的业绩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今后还将继续保持它的影响。
北洋政府教育部是军阀统治下的典型的官僚机构，各派军阀势力不断地在这里争夺地盘和权势，得势时上台，失势时又下野。鲁迅任职的14年中，就先后更换过38个（次）总长，24个（次）次长。这些人大多数不是来办什么教育事业，而是来当官，来替主子掌权的。有一个总长来就职，竟“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41]有的人对教育一窍不通，即使是普通常识也没有，经常闹笑话。总长、次长们如此，其下属大半也只是在这个官僚衙门里胡混日子。鲁迅第一天到部，就在日记里写着：“枯坐终日，极无聊赖。”[42]在给许寿裳的一封信中，他写道：“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工八之健将牛献周佥事，在此取妻，未几，前娶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43]对教育部的官场生活，鲁迅表达了极大的气愤与厌恶。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一面尽其所能做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一面则充分利用时间，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历史，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鲁迅则绝不放弃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袁世凯为了复辟称帝，极力提倡尊孔读经，颁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规定孔子生日为“圣节”。1913年9月28日，教育部安排“祭孔”，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了这幕丑剧：“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44]1916年鲁迅又与其他几个同事联名给教育总长写公开信，反对提倡“读经祭孔”。鲁迅日记中也曾有多处记载“丁祭”“演礼”。这是因为当时的教育部规定，部里的简任官员在“丁祭”时轮流充当“执事”，即被迫去为总长们“祭孔”当差。鲁迅说：“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于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45]
在1926年8月南下去厦大任教前，鲁迅曾经三次离开教育部，每一次都是他坚守革命立场，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光辉纪录。第一次是1917年封建军阀张勋复辟，鲁迅愤而宣布离职，到复辟失败以后才重回教育部。第二次是1925年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镇压，被免去佥事职务，鲁迅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的非法行为，结果是在进步势力的支持下把章士钊轰下了台，胜诉复职。第三次是1926年8月离开教育部，这是因为他与封建军阀官僚进行不屈的斗争，一贯反对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政策，被反动派公开列名通缉，被迫南下。
1927年后，蔡元培主持全国的教育工作，仿效法国的“大学院”制，不设教育部，而设大学院管理全国的学校及教育工作。“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周豫才诸君皆受聘。”[46]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是在1927年10月1日。鲁迅同年10月3日到沪，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记道：“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份薪水泉三百。”[47]1928年10月3日，蔡元培获准辞去大学院院长职，由蒋梦麟接任；同月24日，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自11月起，鲁迅日记改为收“教育部”“薪水泉三百”或“编辑费三百”，至1931年12月止。[48]蔡元培先生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是出于照顾鲁迅的生活，好让他自由写作。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大屠杀后，鲁迅对蒋介石的统治是极其反感的，由于蔡元培先生的好意，鲁迅接受了聘书，但自始至终未为大学院与其后的教育部做过任何工作，也一直未去过南京。后来，有人向蒋介石献媚告密，说教育部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反对你最激烈、已通缉在案的左翼作家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头子鲁迅。蒋介石极其狡猾，派人与鲁迅联系，劝他出国一时，企图收买、利用鲁迅，鲁迅坚决拒绝，并更加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193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把鲁迅的特约编辑（即大学院时代的特约著述员）职务撤掉。鲁迅把得自于教育部的编辑费大量用于购买书籍，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画册等，如1930年，收之于编辑费者共2700元，购书就用去2404.5元。此外，他还不断地资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的活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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