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教育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实用主义[12]教育学，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详细地阐发了它的理论和实践。在教育方面发展“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时，杜威加强了教育领域中儿童中心论的根本观点，并提出了所谓的工具教育学的理论。实用主义关于主观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基本理论前提被他转用到教育学领域。工具教育学把教育看作是一个能促使儿童的个人品质最大限度地表现的过程，儿童成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和主体，由此得出必须在儿童的自生兴趣和个人经验基础上组织教学的想法。儿童的游戏和劳动活动代替了学习。这里儿童的每一个动作成为发现的工具和获得真理的手段。按照杜威的说法，教育是“儿童经验的重建或改造”，即丰富儿童积累的经验是比传授给他们系统的知识更重要的任务。杜威提出了用教育制度“调和阶级利益”的理论，这个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斯宾塞的教育社会学的学说。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教育学遭到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它降低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但是这个批评没有动摇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主要观点和儿童中心论的原则，而仅仅是有了一些变体[13]并使实用主义教育学适应当代的条件。
以儿童个性的天生品质、自生兴趣和个人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组织教学的思想仍有影响，仍然存在不可能和不需要给所有儿童统一的、科学的普通教育训练这一基本思想。实用主义教育学为适应变化着的条件仅仅改变了几个术语。例如，几乎不用“儿童中心论”这一名词了，虽然它在教学实践的具体形式中仍在起作用。
不可知论[14]，即认为不可能客观认识周围世界的规律，现在由于科技进步的发展不可能太公开地被宣扬，但仍具体体现在对社会上层和劳动人民子女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育上。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广泛流传的儿童本性遗传决定论，以及关于其天生的、基本上无法改变的才能的理论来源于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并影响教学组织的具体形式。近年来这些观点渗入社会学，并为研究当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教育论点效劳。
现代存在主义[15]也影响学校和教育过程。存在主义者认为，对教育讲系统性和科学性、讲统一的要求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认为当代学校有“强制性”，阻碍“个体的自由发展”；教育和学校只应当为每个人的个性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这种个性是不重复的，是独一无二的；对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意识流”，即自己的感觉和体验，由此形成着即使是混乱的和偶然的，但是是自己的、“个人”的对世界的评价。在存在主义的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企图，即把个人与其社会联系和关系分隔开，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个人从自己本身的“我”、从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主观经验出发，评价与社会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反映社会形势的性质本身。
新托马斯主义[16]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有很大的影响。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家使哲学为宗教服务。在思想斗争十分尖锐、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思想上的反动势力日益难以利用旧的、长期以来有效的影响劳动群众的手段—宗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托马斯主义的出现，它是当代天主教会的一个正式哲学教义。
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家断言，信仰和科学知识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是上帝给真理的两个源泉。同时他们宣称，信仰的源泉是“超理性”的真理，只能用“神的启示”来认识它们。这些“抽象的”真理来自上帝，因此它们高于理性的真理。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社会学说宣称私有财产权是永恒的，是上帝安排好的制度；这个思想被广泛用来引诱劳动人民脱离争取平等、争取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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