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20年代同国民党并无矛盾，可是，他对于不见成效的教育改革运动感到绝望。蒋在1922年提出的“提高学术”的主张并没有减轻这种绝望情绪，当他继而提出教育改革者的问题时，这种混杂的乐观陡然成为痛苦的讽刺。蒋在1924年宣称作为团体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但是，这种没有组织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他们时而举行会议，通过几项不痛不痒的、粗浅荒谬的决议，或许还会发出一些目空一切的通电。他承认中国的知识阶层实际上是“纸老虎”，但是，普通老百姓却愚蠢地认为这个阶层会产生出平定天下大乱的“天子”。蒋梦麟的败局已定。他最后终于重审他的改革纲领，反省自己，想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承认知识分子的改革努力大多失败，到1924年已成强弩之末。他把失败归咎于军阀统治的政治问题。他看到处于困境的运动濒临绝境，用古老的“鸡、蛋之争”来解释。他说，教育与社会的极权政治可以互相影响。那么，谁先影响谁——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原来希望的以文化改革来促进社会改革的改良主义努力，结果成为恶性循环，教育和学问永远打不破这个循环，也永远不可能纠正凌驾于其上的政治现状。
他并没有像1922年那样求助于德国博爱运动的事例。虽然绝望，但他仍然在1924年强迫自己检查使他陷于如此困境的根本原因。他转向《新教育》的早期立场，即考虑到教育界人士加入政治“论战”，但不得参与政治的责任，并对这一立场作了某些修正。中国政治弊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他的这一观点始终不变。“如果人们呼吁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的回答将是：首先进行社会改革，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他并没有放弃人才贵族的改革立场，只是对原先禁止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观点作了些修正，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了解最新政治动向。蒋预计，这种必要的干涉会引起同政治家的冲突，最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参与政治。因为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蒋说这种加入是值得的，但是要有下列两个条件：（1）如果这种加入能对政治改进有影响的话；（2）如果这种加入能打破现状的话。不过，他坚持认为，只有具有学术证书、“目光远大”、具有专业地位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加入，对他们的加入不要限制与妨碍。
就他1924年提出的“鸡、蛋之争”，蒋提出一种设想性的解决办法。他说，迄今为止，尽管有挫折，但是，在社会现状和学术方面的些微进步，必将逐渐影响对方，因为它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就如“为了孵出良种鸡，你选择良种鸡下蛋，又从中选出优质蛋来孵良种鸡”。这是依赖于具体环境影响的、进步的达尔文主义。然而，对于在1922年秋当少数几个“良种蛋”被选入“人才内阁”时发生了什么事？军阀政权又会如何容忍这些人物？蒋并没有提及。实际上，时间也不允许他专门来解决这个“鸡、蛋之争”了。1926年，北京新军阀对言论自由的无情镇压，迫使蒋梦麟逃往上海租界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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