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战斗中充当先锋作用的学生，他们的知识分子角色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成年而得到证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学生们的激进主义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运动主题相抵触，这种运动主题是由他们的前辈们在政治面前为文化改革而领导的。此外，教育部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议程中有些落后。领先的新青年文化杂志（《新青年》）成立于1915年，但与其同等的教育杂志（《新教育》）直到1919年2月才开始出版发行。[2]在那时宣称致力于“新教育”的人与那些致力于“新文化”的人并肩作战。新教育推广协会（新教育共进社）成立于1919年初，虽然它是在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精神指导下运行的，但其领导人打算集中精力专注于教育改革本身，他们的具体目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理念来重新组织国家的学校体系。因此1919年新教育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共同商议的游说努力的开始，其结果就是1922年的学校改革法令的颁布。
美国的教育机构
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是江苏教育协会、全国职业教育协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运动的领导者中最突出的是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和胡适。胡适作为文学和文化改革的倡导者最有名气；蒋梦麟担任《新教育》杂志的第一主编，并且成为了运动的实际领导者；郭秉文主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陶行知任该校教育系主任。1921年，为了推进新教育，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成为改进社的首任理事。上述四人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14—1917年，郭秉文和蒋梦麟分别毕业，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们组织安排了约翰·杜威教授为期两年（1919—1921）的来华访问。杜威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当时进步主义教育方面最权威的代表人物。1919年的新教育运动也标志着合力倡导的开始，最终导致了1922年《学制系统改革令》的颁布。
美国对中国的教育影响也随着1922年《学制系统改革令》的颁布而达到**。但是这些改革代表着一种关于理想和承诺的高水准的标志，而这些理想和承诺已被侵蚀甚至连标志本身也被重改。潮流变化太快了以至于在1922—1923年改革被物质化了，他们的发起者也开始脱离了。在1922年底，《学制系统改革令》颁布短短一个月后，以前在国际主义中的最坚定的蒋梦麟批评了中国盲目模仿外国思想教育。[3]在1923年，陶行知总结道：“开始她为了新事物而牺牲了一切旧事物。逐渐地她认识到旧事物并不一定是坏的，新事物并不一定是好的。因此我们的教育人士比以前更加具有批判性。”[4]
1923年是标志陶行知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他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写到他决定去买一套农民的棉衣，返回普通人的生活[5]，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在1923年8月第二次年度会议中，他和他的新朋友晏阳初及其他人员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在美国受过教育，晏阳初并不是那个主导着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哥伦比亚老男孩网络的一分子。他对基督教协会青年进行了识字培训，这一项目源于他在法国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招募去支持盟军的中国劳工一起工作的经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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