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对普通平民教育或者大众教育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10年中期，年轻知识分子和工人夜校的读书活动，及如此之类的活动，似乎又重新掀起了已经消逝多年的封建帝制政府的第一次大众教育活动。这个项目涉及普通工人、农民和所有脱离了正规学校系统教育但一直关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人。由晏阳初和其他人发起的项目主要依靠志愿者，通常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在持续数个月的一系列课程中试图去教一千个基本汉字。20世纪20年代的新思潮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准备，不久这个项目就突破了基督教青年会原有的限制目标和本意。到了20年代末已有超过30家市级协会，平均每个省有一个协会。迎合着当时的趋势，1926年秋，中华平民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设立了一个实验项目，以适应农村地区的扫盲计划。
1923年以后，跟随平民教育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的进展，陶行知越来越多地投身于非正规教育。扫盲培训，尤其是农民识字成了他开展平民教育的当务之急。为此，他开创了传递教学理念，依靠那些半文盲或者懂得几句中文的儿童去教他人，这就是他创造的著名的“小先生”运动，这样孩子先进行学习然后再去教成人。
随着他们的计划和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失败，这些观点把陶行知带入了20年代中期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辩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他们是剥削的理想主义者。陶行知对其批评也同样的严厉，但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只有从经验中才能获得，并且任何人都能得到它。相比之下，在封建帝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获得都是基于对死知识的考查，这集中体现在形式主义的八股考试上，知识分子为地位、财富、声名和荣耀而读死书。“八股文”是指明朝时期为考试而作的具备八个部分的特殊文体。现代批评家使用“八股”一词来谴责僵化的旧的学习习俗。但陶行知认为自强的人才是最好的，他们“复制整个外国教育体系”，配有漂亮的进口设备，取代旧的经典的科普读物，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特点——导致新知识像旧知识一样掉入一个陷阱。陶的目的是要打破这种循环。书是被使用的，不是用来学的，不仅仅是学者，每个人都应该使用它。[7]
陶行知最创新的尝试就是1927年他在南京附近成立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的试验旨在促进农村教育，同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基本相一致。那时，陶只是诸多探索农村生活改革者中的一员，他的基本原理就是在那个时代精神下起草的。他宣称，“中国农村教育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它教人离开村庄跑到城市去。它教人们吃大米，但不去种大米，穿衣服但不去种植棉花，建房子但不去种树。它教导人们崇拜铺张浪费，看不起农业。”[8]
新的国民政府停掉了陶行知的运行不到三年的项目，他也暂时逃到了日本。新教育运动的直接影响就这样结束了，蒋梦麟在20年代早期也已经放弃了这个事业，当时他声称，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已经被限制在1917—1920年。他和胡适后来指责五四逆流阻碍了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改革的目标。[9]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在1925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年会，《新教育》在1925年事件发生后也停刊了。陶行知引导投票支持爱国主义政治教育，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最后，原先从日本复制过来的东西被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在1919年放弃了。现在那个时代已被崛起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军事实力强大的国民党作为最终的军阀时代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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