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领导的第二次会晤是在1928年的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这次会议受到了南京新政权的赞助，它是国民党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清除反共后建立的。蔡元培以大学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的问题，包括军事训练和使用党的政治思想进行教育。[10]蒋梦麟以国民党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身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11]
然而，陶行知1923年后的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影响远非完全消失，假若陶行知是唯一胜者的话，那么由国民党官僚机构创建的正规学校体系有可能成为早期冲突事件中不可避免的败果。尽管对新的政治秩序持有不同意见，蔡和蒋接受官员任命的意愿表明了国民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倾向的中国教育者中有着相对的吸引力。但斗争才刚刚开始，学校体系不能任其发展，因为陶在20年代早期的目标已经植根于中国教育界的各个角落。
新的左派
受到早期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启发，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9年提出了“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在那时“农民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李大钊是第一个让它在知识分子中成为关注焦点的人。同年末，他宣称“那些只吃饭不劳动的知识分子，应该和资本家一样被淘汰，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城市和农村被分成对立的两面，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12]
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会把知识分子和农民看成他自己的问题。但是1920的历史表明，那些问题有助于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性质。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拥护者之间煽动了一个更早、更尖锐的焦点，这种被认定的冲突和尝试性的补救也不是一个人的专属财产。当然对于理论解释和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不能阐明。随着认识的清醒，那种认为能够挽救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改革优先权的理想假设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了。
由于毛泽东后来的卓越成就，他早期的兴趣和活动在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更加仔细地记录下来，尽管他们并不典型。每个人似乎都在尝试用各种类似的补救措施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努力均无果而终。青年毛泽东在教育问题方面的兴趣实际上是很专业的，这有助于解释他的一生在此问题上持续密切的关注的现象。1913—1918年，他在位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了最高的正规教育，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级教育机构，给年轻人准备的职业是小学教师。如同现在一样，对于没有什么特长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少有的受人尊敬的摆脱务农的出路。在1920年，他被指定为一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在这个位子上他工作了3个学期。
毛泽东是被易培基任命的，易当时是在省政府里面最高的教育官员。易是一位进步教育家，毛泽东的任命就是他贯彻把改革管理放在第一位的思想的结果之一。到1920年，学校已经建立了几个著名的改革实验点，一个工人夜校于1916年建立。但这种兴趣很快就在老师们当中衰退了，教师的工作被学生接管，学生活动家毛泽东于1917—1918年在夜校主持工作。[13]
在1916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发起“劳动协会”的运动，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学会体力劳动。在其他方面，他们在校园里进行日常管理和农作。[14]学校的一个新做法是教育学生学会运用他们的双手，这也是模仿国外的做法，并非是原创。“手工课”在1904年之后被列为小学和中学课程，它被看作是一个现代的纠正近代以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举措。但是就像大众教育，这个思想本身加上实际性能的劳动，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才真正被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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