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秋季，陶行知协助浙江省教育厅创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介绍晓庄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等前往主持工作，由操震球任校长，11月10日，陶行知到湘湖师范视察，当晚召开“教学做合一”讨论会，会上进一步阐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会上，陶行知还对《“伪知识”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说明。1929年1月，陶行知在《答朱端琰之问》的一信中，回答了“教学做究竟是什么？效应如何？”这一问题时说：“现在归纳起来总答复如下：（一）要想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三）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所谓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他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陶行知于1931年10月发表的《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首先说明“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对于书之根本态度”。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指示我们说：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教学做合一指示我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总要求”。“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陶行知指出：“教学做指导，编得对不对，好不好，可以下列三种标准判断它。（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的寅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办法。1927年，他在一次寅会上作了《从野人生活出发》的演讲，回答了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说：“你们这里简直是原始生活，不是农民生活。”陶行知：“原始生活虽说不到，但是一部分确是野人生活，我们这里的教育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陶行知申述：“我们从野人生活里面感到人的身体是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我们觉得人类要想征服天然势力，必须发明、制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我们自从尝了野人生活，对于工具觉得万分重要，没有生活工具，简直不必空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在另一次演讲中，讲了《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陶行知在这次讲话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的意义。他说：“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他当作人生的惟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去，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吗？文字、书本倘能用得适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要用他们来学‘死’。”陶行知批判：“现在有一批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陶行知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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