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晓庄学校举行乡村教师讨论会。陶行知在会上讲话，题为《生活即教育》，补充了他的新见解。他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我们也用得很多而且很熟悉的，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陶行知说：“与‘生活即教育’有联带关系的就是‘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陶行知论证：“证明‘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是相联的。”陶行知对“生活即教育”补充他以前的解释说：“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不要过从前的生活，也不要过未来的生活。若是过从前的生活，就是落伍，若要过未来的生活，就是要与人群隔离。以前有部书叫《明日学校》。办今日之学校，使小学生过今日之生活，受今日之教育。”
七、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从乡村普及教育开始，创办山海工学团
1932年，陶行知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但是，陶行知的普及教育运动还是从乡村的普及教育开始的。在筹办山海工学团时，陶行知写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乡村工学团由儿童组成的，称为乡村儿童工学团；由青年组成的，称为乡村青年工学团。青年的定义，不根据年龄而根据求学的态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学精神者，得入乡村青年工学团。对乡村工学团的教育，陶行知提出下列六大培养要求：“（一）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二）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三）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四）培养普遍的识字能力，（五）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的能力；（六）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能力。”对乡村工学团所采取的方法，陶行知提出七条与传统的方法根本不同的方法：“（一）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乡村工学团主张以社会为学校。（二）传统的方法，是生活与教育分家；乡村工学团主张生活即教育。（三）传统的方法，把师生的界限分得太严；乡村工学团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四）传统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乡村工学团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便是教学做合一之要义。（五）传统的方法，是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乡村工学团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了。（六）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乡村工学团主张‘行是知之始’，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七）传统的方法，是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乡村工学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针对乡村工学团的创办，陶行知提出：“乡村工学团的主体，是本村的真农人。所谓真农人，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我们所以要有这一条件；是防备这件重要事业，落在坏人的手里，作为个人谋利益的工具。村外同志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这种村外的推动、赞助、辅导，只适合本村需要的时期为限。”陶行知还指出：“乡村工学团以充分运用本村固有的力量为原则。凡新生活所必须而为本村所无的，才运用外来力量。”陶行知对乡村工学团指导员的培养问题上，他说：“乡村工学团，可以从事指导员之培养。其培养方法，则采艺友制。所谓艺友制，即是在一种艺术上做朋友的意思。我们欢迎有志青年下乡，在办工学团上学办工学团。”
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当时江苏省宝山县大场镇和上海市郊区的交界的孟家木桥地方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并推广了在乡村和市区的各种行业的工学团。在工学团运动中发明了“小先生制”，用“即知即传”的方式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也从此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中去了。
[1]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早期人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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