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初，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中说：“‘生活教育’第一次的发现，是民国七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演讲。”
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既有承先启后的纵向联系，又与现代前后左右各种教育流派发生横向联系。研究生活教育理论，不能脱开当时教育发展的环境和既有成果，必须找出它借以发展的对立物和参照物，通过比较研究，在一个更大的教育发展环境中，确定生活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我们认为，生活教育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同时在与其他各种教育学说的比较、鉴别中确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原则，并且在总结前人和旁人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一套生活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第一，生活教育直接继承了五四运动中的新教育运动的成果。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直接推动了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新思想、新文化的迅猛发展。而在教育界，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引进西方的教育理论、学校制度和启发式教学论，则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的创始人陶行知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曾总结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化复兴”。“这是一场用新观点新标准对包括教育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在内的所有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的运动。旧传统被抛弃了，旧权威受到了冲击，旧信仰的基础被破坏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有关中国教育改造的论著，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在教育哲学方面，陶行知比较中外教育原理的差异，批判中国传统的教育思维方式，提倡用实验主义方法论取代传统的因循守旧思维。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在教学方法论方面，陶行知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感到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法。于是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倡改革传统教授法，提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而是教学生学，即要把教与学联结起来。他在南高师任教期间，还引入了西方教育统计法，改革旧的教学管理方法，试行选科和学分制，鼓励学生培养自觉自动的自治能力。
在德育思想方面，陶行知继承了中国教育历来主张德智并重的优良传统，并根据西方实验方法论加以改造，在新教育运动中提出了重视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观念：“身体和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指出封建传统教育的弊端往往造成学生“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作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分而为二”。革除这种弊端的方法，最有效的莫过于让学生独立地参加社会活动，给学生练习道德的机会，才能培养言行一致的道德行为。因此，在德育方法论上，根据实验方法论所主张从一事入手进行实验改造的观念，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即知即行”所主张在头脑中道德的自我践履观念加以改造：引申外化为在社会实践中实现道德修养。
在教育制度方面，陶行知主张引入新学校制度，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并辅以幼稚园、研究院。此外，他还应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约请，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倡导在中国推广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体制、师资、学生、课程与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上述教育改造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而初步奠定了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并且为以后创立生活教育理论，作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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