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众的教育，爱国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是根本的价值所在。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陶行知先生在阐述生活教育的特点时说：“从真正的生活教育来看，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36]可见，生活教育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大众，从劳苦大众的实际出发，为劳苦大众服务。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而是冰天雪地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正因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始终与大众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为大众所接受，而它的倡导者陶行知才成为真正的“人民教育家”。
生活教育是爱国的教育，陶行知早在1923年给妹妹文渼的信中就说过：“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37]正是怀有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挽救国家厄运、造福子孙万代的崇高理想，生活教育思想才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教育的倡导者总是及时调整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把生活教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活教育是创造的教育。这不仅是由于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创造教育的“六大解放”，而且还在于生活教育思想本身的创造性。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说过：“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38]在评价新学制草案时，陶行知又以建筑为例，说明了教育最忌抄袭的理由。他说：“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以后虽悔，损失已多。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39]在教育思想上，他也主张应该在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对前人的学说加以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创造。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在谈话中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袭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很重要，这个东西创造一切。”[40]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陶行知把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命题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把王守仁“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的观点倒了一个个儿，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并把它作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认识论基础。他从儿子的读书悟出了连环教学法，从新安旅行团的经验创造了小先生制。最后，终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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