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思想也是陶行知先生人格特征的一种精神渗透。钱俊瑞曾经这样评价他：“陶先生的为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和谐体。他严肃而认真，但又活泼而饶有风趣；他有高度的科学修养，同时有高度艺术修养与创造力；胸襟宽达无垠，做事则严格细密；待人厚而责己严，物质生活极度简单，精神生活极度丰富；广博的世界知识与十足的中国气派；冰冷的理智与炽热的感情；对人民的爱与对人民敌人的恨；简要深刻的箴言与使人笑破肚子的诙谐。”[41]这些人格特征从陶行知的教育论著中可以经常见到，尤其是他的教育诗歌，是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珍贵财富。他把深刻的教育哲理，通过形象、浅显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使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都能理解与接受，从而使生活教育理论拥有最广泛的群众、最广泛的读者，最终也实现了陶行知先生使教育走出书斋、走向生活、走进大众的教育理想。
当然，作为一种教育理论，生活教育思想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如它虽然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筋斗”，并具有生活教育自己的理论结构与特征，但在系统的知识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校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够。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酝酿于他从事新教育和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教育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了发展。其理论的核心是主张教育为人民大众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但是，他的生活教育，并不是杜威所说的只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改良的实用主义教育。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教育思想虽然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已经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对“五四”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它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进一步的研究。
[1] 原载《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 这篇演讲未收入《陶行知全集》，系蒋元卿解放初期从收购的旧书中发现，并于1986年公之于世。现已收入《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第16-20页。
[4] 《教育潮》，1919年第4期。
[5]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6]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7]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8]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9]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10] 袁振国、张癸：《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11]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
[12]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
[13]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7页。
[14]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15]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16]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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