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一直是教育界研究、讨论的课题。65年来，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由于人们对生活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及政治上的原因，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将分五个时期，围绕每一时期讨论的热点，评述陶行知研究的过去和现状，以推动研究继续深入地开展。
第一时期，1927年3月至1946年7月，从创办晓庄师范到逝世。
这一时期的研究、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着晓庄师范创办及封闭对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而展开……第三阶段则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较全面深入的研讨、评价，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的“客观探讨期”。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主要探讨的是以下八个问题。
1.对晓庄师范的评论
一种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杨松友认为，创办晓庄师范，“在中国乡村教育上，在世界一般教育上，均有很大的意义。”[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屈伯克认为，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及具体做法，“完全合乎现代的思潮”。[2]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代表也认为，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的潮流，推翻旧时教育制度，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制来。[3]梁漱溟认为，“晓庄师范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传统毕业生相比，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有能力，二是有合理生活。”[4]古楳、金海观都认为，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改造的“急先锋”，它们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是当时乡村教育界里流行的“时髦口头禅”。新设的乡村师范，几乎都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其规模流传全国”，[5]雷通群则称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中，具有冒险性的哥伦布”。
另一种观点既肯定晓庄师范的革命性、创造性，同时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区巾雄认为，晓庄师范是陶行知的“新发明”，胜过一般抄袭成法的学校“百倍千倍”，不愧为中国乡村教育的“灵魂”。其不足之处是：各种系统知识“晓得不多”。王秀南认为，晓庄师范确确实实是活的教育，革命的学校。它有“教育中国化、课程生活化、生活民众化、环境科学化”的四大好处，但也有“偏重技能、轻视学术、消极忍苦”等缺点，任时先在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称陶行知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理论是中国“地道货”，“很合于我国社会的需要”。但对晓庄师范“脱离政府有计划指导”，搞革命活动提出了批评。
此外，也有些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国民党胡汉民就曾批评晓庄师范偏重“做”，轻视“教、学”，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担负改造乡村教育的重任”。
2.对解散晓庄师范的反响
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封闭。胡汉民在立法院发表的《解散晓庄师范学校的原因和经过》的演说中，给陶行知及晓庄师范罗列了“勾结国家主义，图谋不轨，受冯玉祥的接济，散发传单，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等罪名。这一举动，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铁报》记者则认为，“晓庄师范确为国内最完善之学校”，师生与农民“亲爱如兄弟”，其教育理论“深得人心”。政府当局不应“摧残教育”，应“早日启封”晓庄师范。金海观认为，晓庄师范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许多传统教育者的观念”。勒令解散晓庄，“不免令人对于乡教前途感到失望。”
3.人口统制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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