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爸爸与大哥、二哥用救护车把祖母送到上海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抢救。但经大夫会诊并抢救均无效。我在慈祖母的病床旁守候着她老人家，我是多么急盼着她老人家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午后1时许，她老人家终于睁开了慈祥的眼睛，直瞅着我，从她老人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想说出她心中的话，她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而去。从她那闪烁着慈爱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竭尽全力的想向我讲出几句爱语，但总是力不从心。最后，她终于用极微弱的口吻说出了她对我深爱与慈祥的徽州家乡话：“MiTe（蜜桃）！”但还没有等我向她讲一句孝顺之言，她就紧闭上眼睛又昏迷过去。这是慈祖母在她一生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慈爱之言。
慈祖母病故后，她的棺木与慈祖父共葬一墓穴。1946年爸爸去世后，爸爸的棺木与慈母的棺木、慈祖父母的棺木及慈姑母的棺木共葬于晓庄劳山麓的一大墓穴中，即现晓庄“行知园”内的同一大墓穴中。
四、母亲汪纯宜
慈母汪纯宜女士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诞生年代不知，1936年4月23日下午5时45分病故于上海普慈疗养院。慈母病故之时正是爸爸离沪去两广的同一天，当天上午我随同二哥陶晓光到码头为爸爸送行。爸爸去广东广西两省的目的是为了劝说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领导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及白崇禧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和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慈母为人忠厚纯朴，温和慈祥，沉默寡言。她年幼时极为悲惨，三岁时就丧父母。后来她根据长辈之意按旧式婚姻与爸爸结了婚。据我所知，爸爸与慈母相处尚和睦。在母亲发病前，爸爸曾鼓励慈母进女子学校学习求真。1927年12月3日爸爸在题为《幼稚园艺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纯妻：皮袍已收到，质地甚佳，袍面亦特别可爱，新年穿此，在乡间可以大出风头了。一月一日系晓庄学校落成纪念日，将有大热闹。深望您与全家均在此同乐。幼稚园已开学，收了徒弟三人，跟幼稚园教师学做先生，此法非常有效。时局稍静，您是可以享优先权来此学习的。”
1928年，当我三四岁时，为了支持爸爸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学校，为争取中华及全世界贫苦农民的彻底解放，我的祖母、母亲及姑母带领着我们兄弟四人由北京来到了南京晓庄农村。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乡村后，慈母由于对爸爸长年累月在外奔跑更为牵挂，又因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损害了神经得了精神错乱症。慈母的病状日益严重，特别是1930年4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爸爸，并派五六百军警武装查封了爸爸所办的晓庄学校，大肆逮捕屠杀晓庄革命师生时。1930年4月11日下午4时爸爸匆匆地由外边赶回到家，他对祖母、母亲及我们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通缉我了，并武装查封晓庄，明天早上就要执行。敌人这次决心很大，要对我下手了，你们大家可要特别小心啊！必要时也得躲一躲。”爸爸这一席话对我们全家来讲真是惊天动地，恐怖万分，尤其是慈母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刺激，她一方面要为爸爸的安危而牵肠挂肚，还要为全家即将到来的厄运与苦难而千焦万虑得日不进食，夜不入眠。当时谣言四起，一说爸爸已在某地被捕，一说爸爸已被敌人枪决了，这怎不引起慈母之千思万挂，千焦万虑呢。敌人放风说：“若抓不到陶行知，那就拿他全家作人质。”当这威胁之言传到慈母耳中时，她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她生怕爸爸惨遭敌人杀害，因此不想活了，便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自尽，幸被一义士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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