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祖母于1933年11月26日病故后，我们陶家已完全崩溃。当时我才8岁，我的二哥陶晓光才十四五岁。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陶晓光的肩上。根据爸爸的建议，二哥陶晓光退掉了在法华镇的租房并带领病重的母亲和我迁往到当时越界筑路（华界与外国租界地相临的地界）安和寺路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内。学校是设在观音寺内。慈母与二哥和我在这所学校里与该校全体教师过着集体生活，食住均在一起。尤其是对病重的母亲来讲实在太不方便和极其困难。为了使爸爸能毫无后虑的投入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国难教育运动，在爸爸的建议下，由二哥陶晓光进行联系将慈母送往上海郊外闵行的一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住院并进行“治疗”。这所医院是由天主教会举办的。但二哥陶晓光十分担心怕慈母不愿去，因此要我动员并劝说慈母住院。最后慈母接受了住院治疗的建议，孰不知这次送慈母住院“治疗”实为将慈母送进火坑（爸爸与二哥事先均料想不到），实际上是送慈母早日进了死亡之境。据后来了解，该院对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什么合乎科学的治疗方法，他们对住院患者耍了极其卑劣的花招，他们用宗教迷信，传播天主教和强迫患者向主作祈祷来治患者的病，真是荒唐至极又令人气愤万分。我并不反对宗教，但坚决反对这种极为恶劣的做法——强迫施教的假宗教和恶宗教。他们是否还搞一些不可告人的恶招则不得而知了。有一天我随表叔曹伯鸿去医院探望慈母，当我向慈母问及该院治疗的情况时，慈母神智清楚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这个医院太坏了，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你快叫晓光赶紧把我接出医院，否则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了。”我当时听了慈母这一段话心中十分难过，我实在不能失去慈母了。我回到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把慈母对我讲的一切全告诉了晓光哥，建议速将母亲接出医院。但晓光哥得悉后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是否把这意见转达给爸爸，爸爸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也实无能力。当时国难当头，而国民党政府正疯狂地围攻红军打内战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地镇压爱国运动，爸爸正号召停止内战，号召各党派与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共同抗战，而且爸爸又面临遭到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通缉之危险，他实无法顾及这些。家要破国将亡，当然应先救国为是。自慈母住院后，他连一次也未能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真是做到“损己舍家为人民”。他这种以民族国家之患难重于家庭的苦难的伟大精神实在可贵。自我去医院探望慈母不久，有一天夜里，我与二哥晓光忽然接到医院通知说慈母病危。我与二哥接到这个极坏的消息后，真如天崩地裂，悲痛万分。我们赶紧租了一辆霞飞公司的出租小汽车直沿着通往闵行的公路疾驶而去。黑夜茫茫，我一路上为慈母祈祷平安。我是多么期望慈母能从死神那儿解脱出来转危为安。到了医院，我看到慈母被放在一个大屋里，她双目紧闭着不能言语，不能动弹，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流着热泪高喊着：“妈妈”。但她无丝毫反应，我心里想着：“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什么厄运都降到我们陶家，天理！天理！你躲到哪儿去了？”忽见一个身披着黑衣头上戴有白布的修女前来为慈母祈祷。我心中咒骂道：“你们把人都快弄死了，还假仁假义地搞什么祈祷，简直是混蛋。”晓光哥向院方提问慈母是得了什么病，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慈母是得了四种病。我心里想本来慈母只得了一种病——精神错乱症，是不会死的，怎么进了一个堂堂皇皇的大医院竟得了不治之病，而且是四种病，现在把病人搞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还胡说八道。我真怀疑，院方与医生是否用了不可告人的卑劣手段把慈母害死，他们是否用一种实验用的有毒针液注入慈母的体内，以致慈母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我一定要向他们算总账！我一定要向挂羊头卖狗肉假天主教算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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