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永远不能忘记，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的朋友、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的战士陶行知先生逝世的一天。
大约是上午十时，田汉先生带着他的女儿，到佛光医院来探视我。当时我的黄疸病，还是很严重。医院院长李佛光先生，和田先生是朋友，他留田先生和他女儿午餐。我虽然不能吃饭，也勉强从病**起来，坐在餐桌的旁边，听他们谈话。
正在午餐的时候，一个青年很慌张的跑进来。我认得是楼肇础君，他是生活教育社的社员，是行知先生经常派来看我的一个朋友。
楼君每次来看我，脚步是很轻的，这次脚步沉重，面色慌张。我知道，一定有什么意外的事，这意外的事又一定与行知先生有关。我即刻就联想到《文汇报》登载的“黑榜”，联想到行知先生的“黑榜”上的“探花”。
果然楼君带来的消息是“陶先生中了风”！而且“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李医师即刻穿衣服，他的夫人一旁替他准备药箱。大约在五分钟之内，田先生和李医师，在楼君的向导之下，就赶赴行知先生的病所。我要求同去，被李医师劝阻。
我回到病房找寻我的内人淑婉，还是想在她的扶持之下看行知先生，恰巧她出门了。我躺下，我又坐着，实在不安。我还是要去，我穿好了衣服走下楼梯，但我的两腿实在无力，又走回病房，脱了衣服，躺在**。
不到二十分钟，李医师和田先生回到医院，他们带给我的是行知先生已经逝世的噩耗。像电一样触到我的神经，使我不自觉地从**爬起来，我拉着李医师的手，我问他：“是不是中毒？”他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他说：“太迟了！”我禁不住我的热泪滚滚而下，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正在这个时候淑婉回到医院，我又想和她同去爱棠新村。田先生和李医师又劝阻我，说我不能受刺激。但田先生却催淑婉快去，陪伴陶夫人。
淑婉去了，李医师去了，田先生因为要通知其他的朋友也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人。已经是傍晚的时候，我躺在**，望着模糊的电灯，我回想我和行知先生的关系，从听到他的噩耗，想到我和他最初的见面。
二
我第一次见到行知先生，是在晓庄师范。在没有见到他以前，我想象中的行知先生不过是杜威博士最好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其他穿西服说洋话的洋学生恐怕没有什么区别。他所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也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教会学校，和其他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怕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见到行知先生时，他说话并没有夹一句英文。他身穿的并不是洋装，而是一身土布的学生服。再看晓庄师范里面，并没有礼拜堂，这里的学生也看不到一个花花公子、摩登小姐，尽是一些农民子弟。从这时起，我才改变对行知先生的观念。
第二次和行知先生见面，是在长沙。那时正是抗战的第一年，武汉还没有失守。日本的法西斯，还在用美国飞机和炸弹围攻武汉；而帮助我们保卫大武汉的，正是被目前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新帝国主义”的苏联的飞机和大炮。这时我正在长沙主持中苏文协长沙分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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