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坦率地讲，我不是一位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者，而是站在教育教学工作岗位第一线的实践者、探索者。虽然在师范学校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但也是最基础的知识，何况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不明白教育学、心理学有多大用处，只晓得师范生都要学习这两门课程。1984年毕业后，我回到自己的母校——河北省迁安市一中教高一年级物理课兼班主任，开启了一生为之追求的教育教学实践与探索。
可以说，从教书的第一天起，我一边向老教师学习，一边尝试着教育教学改革。教书的第二年，我以“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化训练”为课堂教学结构，探索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改革，这一改革在高考中结出硕果。从此，便连续担任高三毕业班及高三“把关”教师。1990年，在安守林校长支持下，我带领高二年级组，尝试年级教育教学改革，一年后，走向学校领导岗位，继续扩大改革成果。1996年，又开始了“真的让学生动起来”教学改革实验，进而全面推进“让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力，用制度去提醒，用情感去管理”的管理理念，取消教师上班打卡记录制度，以此推动学校的全面改革。实践证明，上述一系列改革均取得了较好效果。
由于工作的需要，1998年，我调到家乡教育局工作，担任业务局长，分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教育教学及科研工作。这又为我提供了第二个实验场所。通过近三个月的调研工作，决定在全市推进“调整学校布局，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在全省率先实现85%以上的幼儿入园率。在小学阶段组建“主体性教育”实验班，进而推广到“主体性教育”实验年级、“主体性教育”实验校，最后在全市小学推广。实践再次证明，上述改革实验又取得了较好效果。
2004年年初，我调到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工作。让我感动的是张德庆校长办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不得不又一次走上学校领导岗位并兼任高三毕业班课。在张德庆校长和李永生副校长的支持下，我又开始了在首都北京一所市级示范校的改革实验，两年后，由于组织需要，我便离开学校，调整到新的工作岗位。这一轮高中三年的改革实验，虽然我没有完成一轮，但是，三年后的改革实验结果依然让我更加欣慰。
新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是教育系统，但相对来说还是远离了教育一线，开始了我从未想过的宣传、纪检、维稳、统战与人事等工作。这几年，由于教育的情怀，我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由于个人水平和能力有限，没有挤出业余时间梳理自己三十多年教育实践、探索与思考。直到2013年工作的再次调整，又恰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再次吹响改革的号角，教育系统开始实施“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我所在的教育督导部门肩负着“评”的工作任务，而评的“标准”是关键导向，我们是在“实然教育”中找标准，还是在“应然教育”中找标准？然而，当前所谓“成功的教育”或“优质教育资源”恰是教育问题的渊薮。对此，使我迫切地意识到急需引领教育改革的理论突破，重构互联网+背景下的教育文化，以便找到适合人性的、对教育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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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教育文化功能最根本的是 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 教育文化构建的人性基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