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5-1中，I1，I2，I3为一定数量的教育投资与一般产业投资的等产量线，当教育投资与一般产业投资分别为KE1和KG1时，共同决定产出量为Q1；如果一般产业投资增加到KG2，而教育投资不增加，则组合点为A；相反，如果教育投资增加到KE2，而一般产业投资不增加，则组合点为C。由此可见，单方面增加投资都不可能使总产出量增加到Q2，只有当教育投资增加到KE2而一般产业投资增加到KG2时，总产量才能达到Q2；依此类推，要使产量达到Q3，二者的投资必须达到KE3和KG3。因此，要使产量成比例增加，一般产业投资与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实现一定比例的递增。欧美发达国家多是从增加一般产业投资开始，再增加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路径大致是：Q1→A→Q2→ B→Q3；而日本、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则首先增加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然后增加一般产业投资，增长路径大致是：Q1→C→Q2→ D→Q3。这里的“教育”是一个笼统概念。事实上，经济发展与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应当离析变量，专项研究。
一般来说，政府在考虑财政支出时，要遵循最大社会收益原则。在图5-2（a）中，政府的预算应当是OA，此时，社会净收益BC 是社会总收益（TSR）与社会总成本（TSC）之差，是社会总收益曲线与社会总成本曲线之间的最大垂直距离。如果政府支出小于OA，说明有一部分的潜在净收益没有实现。如果政府支出大于OA，说明政府多出来的支出使社会成本超过了社会收益。当政府支出达到OA 时，边际社会收益（MSR）与边际社会成本（MSC）相等，如图5-2（b）所示。
图5-2 政府投入最佳规模
因此，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前，政府公共部门的支出无论在每一个领域还是在总额上都应增加，以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也可通过绘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曲线，来获取最佳教育投入量。
在实际应用曲线法时，靳希斌（2002）总结了三种途径：一是教育投资总量曲线——通过绘制教育投资量与国民收入增长量的关系曲线来确立教育投资量，教育投资总量与社会经济需求相一致时，国民收入随教育投资总量增加而增长，反之则会下降。因此，一般来说，该曲线的顶点就是合理的教育投资量。二是最佳教育投资量曲线——通过绘制教育投资量与收益率曲线确立最佳教育投资量。这种方法选择了两个制约因素，即个人能力和教育投资来源。选择边际成本（MC）小、边际收益（MR）大处作为最佳教育投资量。三是教育投资比例曲线——通过绘制教育投资比例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曲线确立教育投资比，国民收入最高点对应值则为最佳投资比例。
四、教育投资评价
所谓“教育投资评价”（TheEvaluationofEducationalInvestment）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省份或一个县（市）范围内的教育投资多项指标进行合理性评估。教育投资评价的目的是为教育投资的科学决策服务，为决策部门提供思路，提供教育投资监测数据，便于社会监督，以完善全国教育投资评价监测制度，使教育投资更为合理。按照教育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把教育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及社会投入，称为社会教育投资；一种是家庭和个人投入，称为个人教育投资。教育投资的评价分析框架，如图5-3所示。
图5-3 教育投资评价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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