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教育不但能给个人带来货币化收益，还能增加其一生中的非货币化利益。第一，教育具有消费收益。如个人在受教育期间从求知活动中获得乐趣，一生中从阅读、艺术欣赏及其他娱乐活动中享受到快乐等。第二，教育产生消费者选择效益。即在相同的预算约束下（或相同收入水平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能够选择效率更高的商品组合和服务组合，产生更大程度的效用满足。第三，教育改变储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人们接受的教育越多，通过储蓄行为防范风险的意识越强，因而教育水平与储蓄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第四，教育提高家庭内部生产力。特别是由于妇女参与家庭事务处理的效率，而这些活动发生在市场之外，其效率的提高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第五，教育改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表现为延长预期寿命、减少患病可能、增进配偶健康等。第六，教育促进婚姻选择效率。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年轻人容易找到在家庭地位、收入能力和性格品质等方面与自己相符的配偶。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离婚率和再婚率都比较高，对个人来讲，这是有能力对自己的婚姻状况进行及时调整的表现。第七，教育影响生育行为，进而影响私人非市场化收益。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婴儿出生率越低；在微观层面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育的孩子越少。
3.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
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育能促进经济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一直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丹尼森和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等。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运用的方法有增长核算法、教育收益率法和跨国比较法，苏联学者采用的方法是劳动简化法。结果都证明教育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其次，教育影响收入分配。教育对收入分配作用的研究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明瑟，后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扩展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关于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而足。有的研究发现教育扩展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有的研究发现教育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的研究则支持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会缩小。至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系，也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某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降低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在另一时期则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总体来看，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远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且在改变收入不平等的过程中，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如个人的能力、受教育程度等）的作用相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方（如宏观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变迁、工资歧视等）的作用可能更具有决定意义。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还表明，为了使教育更有效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必须使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性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相结合，并在政策上更平等地分配土地和股本，鼓励竞争以及提供开放性的竞争市场。
4.教育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
教育还能给全社会带来各种很难或无法用货币度量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包括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保持社会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增进技术的变革和普及、稳定社会秩序和减少犯罪、增进公民的法制意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等等。
5.教育的代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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