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本文专门来说一说章惇，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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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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