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57)，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58)。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59)又从万历六年（1578）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结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括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60)万历二十年（1592）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年。支出军费至一千余万两。(61)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孙玮传》记：
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同上书卷二四一）
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
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同上书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〇《李汝华传》）
接着四川、贵州又发生战事，截留本地赋税做兵饷，边饷愈加不够。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1610—1627）负欠各边年例至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七钱三分（《石隐园藏稿》卷六《详陈节欠疏》）。兵部和户部想尽了法子，罗掘俱穷，实在到了无办法的地步，只好请发内库存银，权救边难，可是任凭呼吁，皇帝坚决不理，杨嗣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所上的《请帑稿》颇可看出当时情形：
今曰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借，而挪借尽矣。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一议搜括，而搜括尽矣。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难万苦。臣等只得相率恳请皇上将内帑多年蓄积银两，即日发出亿万，存贮太仓，听户部差官星夜赍发辽东，急救辽阳。如辽阳已失，急救广宁，广宁有失，急救山海等处，除此见钱急着，再无别法处法。（《杨文弱集》卷二）
疏上留中，辽阳、广宁也相继失陷。
天启时诸边年例又较万历时代增加六十万两，京支银项增加二十余万两（《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查九边军饷疏》）。辽东兵额九万四千余人，岁饷四十余万两，到天启二年（1622）关上兵只十余万人，月饷至二十二万两（《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军费较前增加六倍。新兵较旧军饷多，在招募时，旧军多窜入新营为兵，一面仍保留原额，政府付出加倍的费用募兵，结果募的大部仍是旧军，卫所方面仍须发饷。(62)从泰昌元年（1620）十月到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十四个月用去辽饷至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余两，较太仓岁入总数超过三倍。（《杨文弱集》卷四《述辽饷支用全数疏》）
崇祯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另一方面“流寇”四起，内外交逼，兵愈增，饷愈绌。崇祯二年（1629）三月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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