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案胡宗南也表赞同，但他晓得层峰必不准许。所以在汉中的时节，他苦闷到闭门谢客。那时，胡部的训导处处长李犹龙，曾为此事去问参谋长罗列。罗列说，老头子没有批准我们的计划，长一师不能去西昌，其他部队亦停止行动，因害怕做瓮中之鳖，胡先生在愁闷生气呢。稍后李犹龙自己去见胡氏，胡宗南对他说，老是被动行事，将来只有做瓮中之鳖了。1949年的11月，宋希濂部队已经只有撒腿西向狂奔了。在幕僚计划的左右摇摆中，川东的防线已不复存在。
当胡宗南已退到成都，还在为怎样去、去不去西昌而忧虑，解放军已在多处重要关隘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时即使口头上要守成都的人，也是忐忑不安，所以，成都籍贯的李犹龙就建议，假如要暂时守成都，自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打到成都附近，你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他认为还是放弃成都，到西康、云南保持一部分实力，才是上策。
这时候蒋介石也正在成都住在军校里面，胡宗南去请示，回来后大发牢骚。说是蒋总裁得到张岳军（张群）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侯、卢汉这些人都靠得住。蒋先生不同意胡宗南等人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其负责死守成都；并派顾墨三（顾祝同）任西南军政长官，要他以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名义代行。胡宗南以为这几十万人都会被张岳军埋在川西。
张群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大幕僚。但他这个时候的种种判断，都是和实际情形相背离的。他的整个人脉、在他家乡的多年的经营，此时已像大地震一样，改变了地脉上的所有结构，即使原貌还在，整个基础已经垮塌松懈，他还冒险相信，其他的人当然就成了他的计划的牺牲品。所以胡宗南的牢骚也真不是空穴来风。
近代领军而出身幕僚者多不可数。
据统计，曾国藩前后幕僚加起来，声名显要的就有四百多人。大概除了纯粹的武将如鲍超等人以外，其余从其身边起家的军政大员，没有不是幕僚出身的。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郭嵩焘、罗泽南、沈葆桢、刘蓉、薛福成、吴汝纶、胡林翼……侧重面不同，有的一生为幕僚，有的很快出为方面大员，甚至疆臣。
曾国藩集团的得逞，在技术方面幕僚因素居大半，其高层大多由幕僚出身者组成，赵烈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始终居幕僚地位，出谋划策；更多的人，像左宗棠、李鸿章起初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奋其智鼓其力，中途走向方面指挥，再走向疆臣大吏；像郭嵩焘则以幕僚走向第一代杰出外交官。曾国藩手下的将帅只有像鲍超和塔其布等人，是纯粹武官出身，其他的人无论是专职幕僚，还是外放任方面指挥官的人，多为知识分子。如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李鸿章……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例如王珍，他早期是罗泽南的助手，一旦进入湘军系列，由纯知识分子转为指挥官的过程相当迅速，后来他写《阵法新编》等书，在战术方面就有相当具体的贡献。
曾国藩本人在翰林院时期也可算得是广义的幕僚。
其集团上层更多的人是由幕僚走向统领、提督、总兵。
曾国藩幕僚集团，拨动了清王朝时钟即将停摆的指针。
曾国藩何以拥有如此之多的幕僚，盖诸事需其弥缝也。中国社会、民间积弊太深。曾公谓，见人至京办事，宜多磕头，少说话。又戏言，今人欲得志，须读三部书，即搂抠经，米汤大全，熏膨大典（《汪康年笔记》，49页，上海书店版），此是悲悼时局之言，世务须人事牵合，故幕僚大有用武之地。
其幕僚集团一系列排下来，有人力、有智慧、有操守，关键角色数百人，对时代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自有一套政策逻辑和决策程序，他们懂得各式各样的行业，广纳人才成为精英团队，长线的布设，短线的筹划，以及学术思想，经邦济世。对于时局的钮控，就是他们奠定的基础。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政策的拟定与运作往往依靠幕僚长。美国政体总统的幕僚长，文的要靠国务卿，武的要靠参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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