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宗旨而言，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大潮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却走在时代前面。他们之所以把眼光放在农村，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中国农村快要到了崩盘的边缘，如果再不拯救，不要说职业教育，即使一般民众的生活也都难以为继。为此，他们提出一份周密的农村试验改进计划，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
中华职教社改进农村的计划不仅获得社内同仁的赞同，而且得到其他一些教育机构、学术团体的共鸣和支持。1926年5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分别与职教社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办实验区。于是以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迅即勘定地点，制定规划，期以教育为中心改良乡村，并拟集中于江苏昆山徐公桥一地集中办理。
徐公桥试验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因为时局不稳和经费紧张。至1927年春，徐公桥试验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相继退出。至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独自接盘，成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作为办事机构，约定第一期试验以六年为期。
在中华职教社主持下，徐公桥试验获得很大发展，职教社派遣教员和医生下乡，在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救助、文娱活动以及筑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很注意帮助农民提升教育水准，格外重视社会教育、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等方面建设。职教社并不空悬理想要替农村培养什么新人才，而是通过大量琐碎工作，为乡村居民提供示范，通过不懈努力，使乡村居民逐步养成新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职教社的徐公桥试验实际上是一场农村改进运动。
梁漱溟一行在徐公桥参观了新建的小学及村公所，详细了解农业技术改进及农民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进展，感到徐公桥试验从职业教育运动转到乡村改进运动，与当时渐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潮流逐步汇聚到一起，自然是有意义的。不过，对徐公桥试验，梁漱溟也提出两点不同意见：
一是徐公桥试验仅限于一地，影响太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乡村的实际问题。
二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外地为徐公桥聘请技术人员，所需经费由职教社补贴，这种做法于局部地区或许可行，但要在各地普遍推广，实有极大困难。
梁漱溟在参观座谈时还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将要进行的乡村改进运动并不是什么办新村、模范村那套路数，人们也不应该从远处的理想去发动，而应从中国农村当前问题着眼。当前中国农村最急迫的问题是“贫”与“陋”，更加以近二十年急剧凋敝。换句话说，乡村建设的目的原在解决一个“钱”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梁漱溟主张，中国农村振兴的根本宗旨，只能从经济入手，振兴农村产业，增进本地富力，这样乡村改进就能健康而稳步地发展下去，如果单从教育、文化上下功夫，显然是枉费心力，收效甚微。
在谈到徐公桥试验区的总体印象时，梁漱溟很含蓄地表示这是一批教育家站在教育的立场上来办学堂，办教育，既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也没有为中国教育指出一个正确方向。他坦率地告诉黄炎培、江问渔，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梁漱溟则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
参观了徐公桥之后，梁漱溟一行沿沪宁线继续北上，直达北平，中途并未下车。然为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在这里插叙梁漱溟一年前即1928年春夏之交对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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