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有爱国情怀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另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大佬，而且是此时接近体制，与体制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地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政府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曾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这个背景就是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政府卖国、清政府无能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政府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到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契机，尽管宋教仁暂且留在了革命阵营，暂且继续革命。
转向宪政
宋教仁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归体制参与变革，参与立宪，暂且留在革命阵营继续革命。其实，革命者此时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并非具有明确界限。即便理论上超强的梁启超，其实也是一会儿革命，一会儿改良，至于那些追随他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比较模糊的。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据记载，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体制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政府在君主立宪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鄂州约法》对于湖北军政府乃至稍后独立各省，都具有根本法或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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