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公试族认为公务员工作稳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务员养老金。当然，公务员养老金比普通国民养老金更早出现了赤字问题，且政府需要填补的赤字缺口越来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形势下，历届政府提议的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终于在2016年得以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后，公务员养老金缴纳率从14%（本人负担7%）上调至18%（本人负担9%），支付率从1.9%下调至1.7%。同缴纳率9%（本人负担4.5%）、支付率1%的普通国民养老金相比，这意味着公务员养老金的收益率已经失去了优势。另外，之前的公务员养老金和国民养老金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公务员养老金不涉及所得再分配的问题，而2016年通过的改革案中采取了所得再分配措施。不过，正如之前金某在采访中所说，大多数公试族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放弃公务员考试。
当今社会，人人自顾不暇
1997年的外汇危机导致断电停止运行的电动扶梯，以及后来出现的玻璃楼梯上，所有人从此与“安逸”二字绝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焦虑和压力。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还有能力分神额外照顾年轻人呢？
在与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的谈话中，意大利出版社编辑里卡多·马泽奥（RiccardoMazzeo）使用了“恐童”（Paedophobia）一词。3与其说“恐童”一词表达的是对年轻人的恐惧，不如说是在个人生存困难的情况下，社会已无暇顾及他们。同样是在这次谈话中，鲍曼指出，大家对年轻人的这种恐惧“将成为年青一代被视为某种社会负担的开始”。生活已经如此不易，人们非常警戒和回避与自身无关的负担和责任。就这样，我们的社会渐渐对年轻人收起了所有的温情。
在这种环境中，比起青年一代的个人成长或长远利益，企业自然更注重自身的眼前利益，企业的一切行为都只对有利于自身短期利益的目标负责。它们时刻紧张着，忧心忡忡，生怕速度稍微慢一点，就会落后于竞争对手。慢慢地，企业被磨尽了耐心，也就不会轻易对任何人发善心。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Sennett）在他的著作《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提到了“不耐烦的资本”（ImpatientCapital），即寻求短线回报而非长期经营业绩的资本。据某项调查资料显示，美国养老基金的平均持股时间从1965年的46个月大幅减少到2000年的3.8个月。资本追逐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收益，使得企业组织的特性也出现了改变。决策迟缓、效率低下的企业已经很难适应这种资本变化，只有充满活力、反应快速的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汽车产业的情况为例，管理层的决策传达到汽车销售现场，过去需要平均5个月的时间，但最近只需要两周左右。
这种紧张已经波及大学。例如，一些大学的半导体专业实现了订单式培养，企业向学校订购自身所需的人才，学校则根据要求培养符合要求的各类人才。学校的步履越来越匆忙，已经很难再为学生提供考虑未来、摸索等时间。不耐烦的资本和企业期待的是可以立刻投入工作现场的即时战略。因此，如果学校不能为企业提供其所需的人才，企业就只能聘用那些有工作经验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已经很少有人会重谈“大学已沦落为就业学院”的论调。
2008年，中央大学和斗山集团联手合作，实现结构调整的同时还新开设了“会计与社会”课程。学校规定，所有专业的学生毕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必修会计学。对此，首尔大学的张德镇（音）教授曾强烈指责：“学生们为什么要掏钱去学只有企业里才需要的学问？”在他看来，如今的大学“一心只顾培养符合企业价值的人才，而不是具有学问价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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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90后是社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