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开机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白银，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刘坤一连发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行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对汪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的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都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
派 息
大生的机器在日夜轰鸣，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
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白银。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云也烟消云散。1899年年底，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
“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张謇笑着说。刘坤一接过棉纱，仔细翻看后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他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时，除了创始人张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当地花布商，高清是当地木材商，徐翔林是当地典当商，他们都是当地知名商人，与张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们都以个人银钱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大生得以度过艰难的初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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