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这不是梦，这事就发生在中国，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调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朝的富庶——这当然很扯淡。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中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评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了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账目，并大体上描述出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宋朝平民的收入
说到宋朝人的经济收入，也许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员俸禄。许多人都知道宋朝官员的工资高哇，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大略计算了一下：宋朝宰相的月俸为300贯，加上各种补贴，如“职钱”“禄粟”“薪炭钱”“刍粟”“傔人衣粮”以及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500贯。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这个水准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知县的月俸为18贯，加上各类津贴，不会少于40贯，折算成人民币，月薪少说也有两万元，虽说不是很高，却也不算低。但我们要说的“武大郎”们并不是官员，显然不能以官员薪俸的标准来衡量宋朝小市民的收入水平。
武大郎是一名在城市街巷叫卖炊饼（馒头）的小商贩。那么，宋朝的商人群体收入几何呢？在建康府，“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单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贯，一年下来近万贯。南宋枣阳有一个叫申师孟的职业经理人，“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申师孟是个经商奇才，用10万贯的本钱，三年获利20万贯。
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武大郎，当然不能与这些大富商相提并论，我们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南宋庆元初年，饶州小商贩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未尝与邻里有一语致争”。也就是说，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商贩，日收入不到200文钱。吴中也有两名小商贩，“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靠卖活黄鳝为生，每天收入约3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小贩，“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见一名宋朝小商贩的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
工匠、佣工的日收入也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北宋中叶的“淮西达佣”，每日出卖劳动力所得约100文钱，若多赚了十几文、几十文，都用来买酒肉。宋朝官员雇搬家的苦力，每日给工人200文，受雇的苦力往往还以路途遥远为由要求加价。崇宁年间，京师校书省雇人抄书，每人每日工钱约116文。南宋绍兴末年，舒州官营酒务杂工每日的工钱为250文，酒匠为300文。绍熙三年（1192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由此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价一般也为100文至300文。南宋末在朝廷修历局“誊写历书”的工人，“每人日支食钱四百文”，即日薪400文。
其他职业的社会下层人的日收入，通常也有100文左右。
樵夫。北宋张耒有一首诗描述了洛阳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平：“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烹斗粟。”每天卖柴所得为100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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