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南宋袁说友亦有诗描写长江三峡渔民的穷日子：“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日收入不足100文。
自耕农。有学者统计了宋代第四等户的收入：除去税费之后，每年余粮约有70石。假设粮食的市价为800文每石，年收入约为56000文，平均每日150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
看来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应该是宋代社会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若高于这条基准线，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低于这条基准线，则有饥寒之虞。南宋时一位知县劝谕百姓的公告也可佐证我们的推断：“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因此，在阳谷县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只要手脚勤快一点，每日赚100文钱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平民的开支
每日100文钱的收入，在宋朝可以过上什么水准的生活呢？这又需要来核算宋人的生活成本。南宋庆元年间的一位士大夫说：“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以他的生活标准来计算，一个人年均需要消费100贯，日均约270文钱。北宋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即每人日均消费50文，但这是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生活成本。“武大郎”们过日子，显然不需要这么大的开销。
让我们先从维持基本温饱的最低生活成本说起。官府对贫民的救济标准一般都是每口人“日给钱二十”。程民生先生认为，这个“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一名成年人每日约需要口粮2升米，每年又需要一匹布作为衣料。北宋时，在市场上购买2升米约需16文钱，一匹布则需500文。算下来，每日20文钱恰好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换言之，一名日收入100文左右的平民，大约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但日子无疑会过得非常艰难。
如果想过上稍有些尊严与体面的生活，除了吃饱穿暖，每日还要吃一点肉菜吧？南宋宝祐年间，建康府“实济局”（福利院）的“盐菜钱”每日每口人约30文钱（剔掉了通胀因素）。按这个标准，一个成年人每日的副食费用大概需要30文。
还需要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吧？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可是住着一栋临街二层小楼。不过，看小说所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这栋楼房是租赁的，并非武大郎的产业。宋朝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情况非常普遍，房租有高有低。在开德府，“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日均三五文钱的租金应该是相当便宜的。在开封府，官府“楼店务”管理的公租房，房价每日也不过15文上下，这个租金水平是城市下层人可以承受的。阳谷县这种小地方的房租肯定要低于京师，即使是临街楼房，租金也不可能高于京城的寻常房屋。
像武大郎这样的两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如果武大郎每日卖馒头能够赚150文，就完全租得起二层小楼，养活老婆。如果每日赚100文，也足以养家糊口，只是日子会过得拮据一点。如果每天赚300文，小日子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了——根据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每天赚100~300文都是有可能的。
这么看来，网络段子所说的居然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历史事实。凭借卖面食发家致富也极有可能，来看一个例子：“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馀，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这位许六，便是一名武大郎式的宋朝市井小人物。
宋明平民生活水平的对比
如果将宋朝的平民生活水平拿来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比较一下，我们还会发现，宋人比明人更富庶。
宋神宗年间，国家每年的商税总收入（含过税与住税）以800万贯为酌中之数，官府一般按2%的过税率与3%的住税率征收商税。将商税总收入除以商税率，可以粗略推算出北宋后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1.6亿贯（商户逃税漏税与官府重敛的因素均忽略不计）。晚明呢？万历年间，明朝官府一年收到的过税与住税约有80万两白银。明朝对于商税一般是“三十税一”，即3.3%的税率，可以推算出晚明时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2500万两（同样忽略了商户逃税漏税与官府重敛的因素）。明代的钱银比价一般为一两银子兑换500~1000文钱，就按1000文计算吧，2500万两银约等于2500万贯钱，规模不及宋朝的六分之一。
再来看平民收入。前面说了，一名生活在宋朝的平民，不管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当佣工，日收入通常在100~300文钱。那么，一个晚明平民的收入又是多少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先生通过对明朝工人日收入的研究发现，自嘉靖到崇祯时期，各地刻工的工价皆为日银3分，终明一代不变。舵工的工价，隆庆时的福建和天启时的南京皆为日银4分。募兵，嘉靖、万历时期皆为日银3分。运夫的工价，万历中期的四川、湖广、贵州、蓟州与崇祯时的江阴皆为日银3分，其他各类工种皆有类似的现象。
看来，如果说宋朝平民日收入的基准线是100文钱，明朝平民日收入的基准线就是3分，即0.03两银子。按一两银子兑1000文钱的比价，0.03两银子约等于30文钱。宋人的收入水平是明人的三倍。不过，明朝物价极为低廉，一名成年人得以糊口的成本大概为日银1分（可购买大米2升）。如果按维持温饱的最低成本计，明人每日3分银的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人；宋人日收入100文则可以养活五口人。论日收入的购买力，还是宋人略高于明人。
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如果放在明朝后期，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多两银子的光景（约30多贯钱）。显然，宋朝的物价普遍高于明朝——特别是明初几十年间，物价尤其低廉，粮价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物价低一定是好事情吗？从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了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通过对宋明经济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揭示出一个确凿的事实：明朝（特别是明前期）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而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朝。
“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的特征。从宋朝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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