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周王室的统治权力过分弱化，它不仅无法继续起到诸侯国之间相互冲突的协调作用，反而因其自身的过分弱小，或成为某个诸侯大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或成为某个诸侯国的附庸，除了名义上的国家主权的象征外，已完全失去诸侯之长的资格。公元前256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纵，将天下锐师出伊关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2]周王朝终于走完自己的道路，成为历史的陈迹。
随着周王室的调解、协调功能的逐步减弱，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但由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毫无规则，它们之间的弱肉强食所带给人民的只能是战争的痛苦。据记载，那时几乎每年都有战争，有时一年竟有几次大战，有的大战持续数年之久，人们长时期地处于战争的烽火之中。久而久之，人们的厌战、反战情绪日益浓厚，从而渴望改变诸侯国的竞争局面，重新回到统一的宁静环境中。人们宁愿要统一环境中的贫穷和政治高压，再也不愿意要诸侯竞争中的富庶、自由和混乱。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对这种混乱表示过相当的反感，期望社会秩序能尽快恢复到西周初年的程度。他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故而他一再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4]试图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重建周王室的权威，重建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文化统一。
孔子重新统一的呼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渴望，但在涉及到统一之后权力模式的建构时，孔子并不一味地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过分削弱诸侯国的权力，而是期望在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和周天子政治权威象征的前提下，各个诸侯国完全可以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政策。比如他对齐桓公称霸的设计师管仲违反传统的礼制深为不满，“邦君树塞门，管氏亦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5]但孔子对管仲依据齐国的实际情况辅助齐桓公发展齐国则深表赞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6]在孔子看来，诸侯国以及其他地方政权只要能遵循国家政治统一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他们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乃至成为“有限主权式”的国家，实际上都没有违背周初以来的权力结构模式。
在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日高一日，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7]，荀子期望统治者“法后王，一制度”；“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8]，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权力模式。甚至连愤世疾俗的庄子也一再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9]，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们渴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混乱，重建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迫切愿望。
与人们的这种愿望相吻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的冲突、重组，到了公元前221年，终于由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10]，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山东六国，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混乱局面，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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