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讲学并不面授，而由弟子中的高材生次第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弟子虽从董仲舒受学多年，也难得谋面。不过，他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好处，如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故对后世影响很大，像东汉大儒马融等人就比较乐于采用这种方法。[1]
董仲舒在教育实践上颇富成就，培养了一批著名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2]知名可考者有梁相褚大、长史吕步舒、谏大夫赢公等。再传弟子中有符节令眭孟等。而子及孙也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之学一传至赢公，再传为孟卿和眭孟，眭孟授严彭祖和颜安乐，开启《公羊春秋》严、颜两大学派。严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孙文及东门云。颜安乐授淮阳冷丰及淄川任翁。冷丰又授大司徒马宫及琅邪左咸。另一系由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又授颖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孟卿弟子疏广，后授琅邪管路，路授大司农孙宝。[3]
严、颜二系在东汉皆立为博士，传人更多，成就、影响更大。如钟兴从丁恭受《严氏春秋》，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樊繁亦事丁恭，尝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又有《冯氏章句》八万言，亦为严氏所传。
另据吴承仕研究，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北海敬王睦作《春秋旨意终始论》。皆不知本何师。今检《汉志》所录，有《公羊外传》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颜氏记》十一篇。而严彭祖之《公羊传》、《春秋图》忽然又见于阮《录》、《隋志》。盖后世所录，有为后人所作而题本师之名者。迄六朝隋唐间，颜、严之书尚在，故沈阿文、徐彦、孔颖达犹得援以为说也。各家章句亦不传。近人以何氏《解诂》盖采严、颜二本，而徐《疏》颇引二家遗说以申何氏学，是故原其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要其终于何休《公羊解诂》、徐彦《注疏》。“汉世《公羊》家言，大略具是矣。”[4]
董仲舒不仅桃李遍两汉，而且是以著作家、思想家的面貌出现，对于古代的礼制，他有精深的研究并身行之，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因而皆得当世学子以师尊之。同时，董仲舒又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家，他所阐发的思想见解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正统观念。因而，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不祧之宗。刘向称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也以为，董仲舒“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5]班固更以同样口气赞美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6]可惜，这些毕竟都是董仲舒身后的事了。
在董仲舒生前，其名声虽然很大，但不仅没有真正成为“王者师”，而且其仕途坎坷，几上几下。他虽为景帝时老资格博士，但至武帝即位时并无任何突出事迹可以称述。
董仲舒虽然在政治实践上没有多少可称述的事迹，但是在思想文化界极端沉闷的两汉社会像董仲舒这样勇于思考，又善于思考的思想家实不多见，他的正直为人，特别是其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也确实受到时人的尊重与称道。司马迁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学士皆师尊之”。[7]刘向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班固更许董仲舒为有汉一代“儒者宗”。[9]就连对董仲舒的思想见解略有微辞的王充，也对董仲舒的人格表示极高的赞佩，将之与孔子并列。他说：“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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