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确实继承、光大了孔子的儒学思想，特别是他“一言兴儒”，使在野的儒学一跃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儒学的发展固然是“功莫大焉”。但是如果说董仲舒忠实于孔子的学说，“孔子之文在仲舒”，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董仲舒的最大功劳恐怕正在于修正传统的儒家学说，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完成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11]仅此一点，就可知董仲舒的思想虽然与传统儒学有关，但又具有明显的本质区别。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内在原因，董仲舒生前并不得志，他虽然“凡相两国”，退休后仍为朝廷备顾问，但始终没有在中央政权的决策系统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不仅没有起到伊、吕“王佐”式的政治作用，连管、晏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不及，而在更多的情况上颇有点类似于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只是比孔、孟更淡薄于名利，不那样到处兜售自己就是了。
董仲舒真正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尊重，也颇类似于孔孟，依然在他死了之后。
然而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由于董仲舒思想体系构造的庞大与解释余地的丰富性，使其后学必然地发生分化。据记载，在董仲舒的弟子及门徒中，“惟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12]其余的虽号称为董仲舒精神的真传，实际上“质问疑义，各持所见”，只是为了功名利禄的现实需要，才继续声称为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人。
董仲舒后学最先分化出来的，无疑是那些密切关注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经世派。这一派虽然依然重视董仲舒思想的理论价值，但更多地则强调董仲舒思想的实践价值。他们一方面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依据董仲舒的学说，特别是董仲舒对《春秋》之义的诠释，以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片面膨胀董仲舒学说的实践意义，相对忽略其理论价值。如孙宝、吕步舒等人依据《春秋》之义决狱，实际上正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片面利用。
对思想的片面利用，从表面上看依然保持思想原本的外在形式，但理论与实际从来不可能全部吻合的根本特征，又决定着这种利用必然败坏思想原本的信誉与名声。这一点，在董仲舒后学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莫过于那些过分夸大灾异、谴告说功能的一派人。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董仲舒确实构思过以灾异谴告说来制约君主的行为，但说到底，董仲舒的主观目的依然是为君主考虑。而董仲舒后学中那些主张灾异的则往往缺乏董仲舒的这片良苦用心。如赢公弟子孟卿，虽时时号称传董仲舒之学，但其思想更为明显地杂糅了《易》学的阴阳卦气。他将这种学说传给眭孟，而眭孟又以此解释灾异，结果必然导致董仲舒学说的信誉一度下降。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一块巨石自己站立了起来，在昌邑有棵枯死的树木复苏，在上林苑也有一棵柳树断枯卧地，复自立，且有虫食树叶成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对于这种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畦孟推《春秋》之义说：“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死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代当复兴者也。”并声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家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13]眭孟的意图无疑是对昭帝年幼、霍光专权，继续执行武帝的路线，而卫太子之后人依然不能掌权有所不满。结果，霍光大怒，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诛眭孟。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小说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位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