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儿到了夏天，干吗会来这么多人呢？您的这个小旅馆不也挺兴隆的吗？”
“哎呀，可别信那一套，这么小个日本，哪儿不靠海呀，这些人一说去南国，真觉得是出了国，再加上坐一程飞机，他们就乐坏了，全是虚的，都不是真的！”
本来，在日本小旅馆里做事的人一般都是不太开口的，见了客人说欢迎的时候，也是那副被训练了好几遍的面孔，扬眉，上挑嘴角，两眼眯缝起来。不管是门房，还是身穿和服的女人，他或者她能把最大限度的迎宾笑演示到位就算十分了不起的工作了。可这位老门房倒好，跟我说这些话是他的牢骚呢，还是他的嗜好呢？ 我一时没有多想，只觉得这位长者跟同样职业的其他日本人似乎不同。
后来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从小旅馆走到海边，下海游泳，还租上一条亮黄色的舢板，学着别人的样子在海浪里飞舞，其快乐自然不是老门房说的那种虚假，南国还是拥有一番迷人的景观的。再后来，我又碰见过老门房，见他总对我笑眯眯的，心里觉得挺舒服。尽管他一直坚持说，这个南国是日本人自己虚构的概念，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大家到这里来度假，而且，他在我临走的那天握着我的手说：“明年再来啊，我可等着你。”这时，他的笑脸变得相当可爱。
第二年，又是一个酷暑，我准备再去南国，于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小旅馆。电话的对面是一个细声细语的日本女人，我跟她交代了什么时候到宫崎，还希望她安排一辆汽车到机场接站，她一一应答，并说马上就安排。听口气，她似乎是小旅店的老板娘。最后，我问她那位老门房是否还在，不料，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说：“他呀，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十分生硬的。
阿富的邻邦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和阿富一同周游日本的话，也许我的文字表达依然会萎缩在某一框架之中。无疑，这类框架当然是可分的，有时也是可塑的。尤其对我这样用中日双语写作的人来说，可分与可塑近乎一场斗争。本来，中文之于我只是一个天然的状态，哪怕没有用心记住单词，从出生的那个瞬间起，每天的语音和万物的表情都是让我说话的资源。天生俱来的语言应该是母语，相比之下，日语之于我的存在却是另一番场景，日语是被人移植进来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曾经抗拒过老师那种填鸭式的外文教育，所以日语是冰冷的、无情的。
但凡有如此感受的人，无怪乎是头脑里积淀了许多印象，其中包括记不住语言时的焦急和记了忘、忘了又记的懊恼。不过，时间不会顾及这一切，尤其在移居日本十多年以后，我开始隐约地发觉，语言的可塑性往往是从冰冷与无情中诞生的。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阿富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小10 岁，这次到日本来只是一位游客。阿富爱好艺术，日常的工作总是跟电脑、数码和平面设计打交道。据说，这次冬季到日本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日本的汉字尽管好认，但阿富对日语一窍不通。于是，我们的周游由此组合，一边是通晓日语的我，有时因为熟知而感到困惑，甚至会觉得中文受伤了。另一边是不懂日语的阿富，但他拥有绝对的新鲜感，好比是一只飞起来的燕子，不落地就不会有第二次飞翔的可能。
我们周游了10 天，这期间，阿富手中的数码摄像机始终是握在手中的，不仅握着，而且在看中某个光景的时候，他就开始拍摄，为了不引起路人的注意，他的摄像机只是低垂于腰间，有点像买完东西满载归宅的感觉。在东京路过一个弹子机的娱乐场，他像一缕青烟一下子飘进去了，那里面的嘈杂声对他而言就跟假的一样。在京都，我们偶遇艺伎在小路上碎步行走，他随即跟上，从容地拍摄艺伎的双脚，还有艺伎涂白的漂亮脖子。在名古屋一座墓地，他好奇日本人为什么不把死人的骨灰收好，反而一律都埋葬在墓地的石碑下。仅仅是好奇也作罢，他还轻轻地揭开石碑，居然从下面看见了尸骨留下的一串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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