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当我在日本立足并且有了相当稳固的地位以后，我在人去楼空的下班时间，经常会一个人静静坐在社长室里，看着窗外逐渐降临的暮色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朦胧恍惚的氛围中，我常常会渴盼我爸爸能伴随着那舒缓的、蓝黑色的夜幕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向他述说，告诉他，他要求我做的一切，我都尽力而为的做到了，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家庭、亲情，乃至于我的健康。
我做不到的，并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我的努力挣不脱命运的摆布。我希望，我爸爸能够理解我。
就在我弟弟学会走路，学会说话，能够跟我打打闹闹玩耍的时候，我们家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爸爸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那个时候，国家突然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光是那些工商业者的财产统统归公，就是我爸爸他们那些天桥艺人，也要统统归公。不归公的，今后不准再在天桥各自为政耍把式挣钱。
我爸爸因为有北京武术协会理事的身份，又是中国体育协会的会员，尽管没有官身，却也必须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不响应也不成。于是我爸爸归进了地质部组织的文公团，算是公私合营了，每个月领三十多块钱的薪水，成了国家正式职工。
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却更加穷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姐姐我和弟弟，五口人，三十块钱，仅够买口粮的。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吃过一顿饱饭。
我每天早上照例要五点钟起床，然后就是站桩、练武，我弟弟则还在**熟睡。等到他醒了之后，吃过简陋的早餐，一般是我喝一碗棒子面粥，他跟我爸爸可以吃一块烤得焦黄的窝头，我妈、我姐姐跟我的待遇一样，只能喝粥。然后，我领着我弟弟去上托儿所，我妈妈到街道上去糊纸盒，这个活是同院的刘婶给介绍的。我姐姐去上学。我爸爸则到文工团去上班。
刚开始我爸爸好像还挺忙碌，经常不在家，他们文工团要全国各地到处跑，给地质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下属单位慰问演出。每当他不在的时候，我妈妈就得把街道上的纸盒领回家来糊，糊一打纸盒可以挣两分钱。我妈妈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糊了十二打，挣了两毛多钱，我妈妈非常兴奋，那天给我们都吃了烤白薯。
再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爸爸他们不再出去演出，每天按点上班下班，我爸爸好像非常无聊、落寞，就像一只被圈进了动物园铁笼的野生动物，每天吃着饲养员扔进笼子的烂肉杂食，心里却向往着原野，向往着那艰难却又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形态。我爸爸开始把关注更多地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每天早上五点钟练功，成了我颠扑不破的生活规律。有的时候，实在起不来床，我爸爸就用毛巾浸上凉水，塞进我的被窝，我马上就被激棱得跳起来，手忙脚乱穿上衣服跑到外边去练功。
我练功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白家窗户后面，白家三兄弟好奇、不屑的眼神。有时候，我爸爸不在跟前，他们就凑过来拿我开刷，问我练的这是什么把式，什么时候上大街要饭去，有的时候呈品字形把我围在中间，模仿我的动作，嘻嘻哈哈嘲笑我，说我练好了就该上街要饭去了。
“山东许，尾巴长，能拉多长就多长，一头在天桥，一头上房梁……”这是他们哥仨经常追在我后边嚷嚷的顺口溜。一般情况下，我爸爸要是在跟前，他们不敢嚣张。有几次，我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嚣张，碰上刘大叔让刘大叔臭骂一通给轰散了。
幼年时期，我最恨也最怕的就是同院的白家三兄弟。老白家人丁兴旺，光是男孩就一气生下三个，其中两个小的还是双胞胎。另外还有三个女孩，一个个也是膀大腰圆，别人都吃不饱，我搞不懂他们家孩子怎么会那么壮硕。也许，这是品种问题，老白家那个品种，喝凉水都长肉，属于人类中的食草动物，就如河马、大象，天生就是大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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