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妈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很震撼，我爸爸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论长相，还是穿戴，一看就是政府的干部。她嘴上没敢说，心里却早就已经答应了，巴不得跟着我爸爸到北京去过好日子。
可是，姑娘的父母却对这门亲事犹豫不决，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年纪太大了，周岁三十一，整整比姑娘大了十岁，姑娘才二十一。此外，人家父母看我爸爸穿着中山装，以为我爸爸是政府干部，我爸爸却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他在天桥卖艺。姑娘的父母，也就是后来我的姥爷姥姥脸马上就变灰了。领我爸爸去的那个体委局长连忙解释，说我爸爸是体协的理事，也是国家干部，回北京以后就能脱产了。
尽管这样，我姥姥和老爷面对我爸爸这样一个大龄青年，一个街头艺人，还是决定，此事缓议。其实所谓缓议也就是拒绝的委婉语。那个年代，虽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超然法律之上的传统风俗。
事情卡壳了，过去我爸爸是难得动情，现在我爸爸难得一见钟情，却因为年纪大、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正当职业而可能失去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救星就是我妈的老姑。东北人有一点很奇怪，小和老是倒着来的，老姑，其实就是小姑，老叔其实就是小叔，老舅其实就是小舅，唯一不能倒着来的就是老爸，老爸却不能理解为小爸。我妈的老姑嫁到沈阳，此时回娘家是来探亲的。因为朝鲜战争丹东地区戒严，后来战争形势缓和一些，才又开放东北居民可以进入丹东探亲访友，我妈的老姑连忙跑回来看望哥嫂。
那天局长大姐又拽着我爸爸去她表妹家串门，我爸爸看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婉言谢绝。局长大姐骂我爸爸没出息，没本事：“什么叫追？轻轻松松就到手还用得着追吗？走，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这位局长大姐是个老革命，对我爸爸就像对自己的小弟弟，我爸爸对她也只好尊敬不如从命，跟着她硬着头皮又去串门。我妈的老姑一看见我爸爸眼睛就直了，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哆哆嗦嗦地问我爸爸：“你原来是不是在沈阳呆着？”
我爸爸看她也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点点头：“我十二三岁就到了沈阳，呆了十多年，四八年闯了大祸才离开的。”
我妈的老姑拍了大腿一巴掌：“我的天妈啊，你闯得大祸是不是打死人了？那天晚上，还记得不？”
解放后经过教育，我爸爸的阶级觉悟孔田提高，这个时候已经懂得，打死一个祸害百姓的国民党宪兵队长不是罪过，而是功劳，所以也就不再隐瞒那段历史：“嗯，碰上一个宪兵，正祸害老娘们呢，我拦阻他，他就要毙我，我急了，下手重了点，结果那人死了，我就跑了。”
刚刚说完，我爸爸自己也蓦然想起，面前这个娘们，正是那个让宪兵队长压在身子低下拼命挣扎的女人。此时此刻看到了她，我爸爸顿时瞠目结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门婚事有门了。
局长大姐跟我妈娘家是拐弯亲戚，此刻听到这件事情，大感兴趣，马上掏出笔来记录，让我妈的老姑把那天晚上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讲了一遍，把我姥姥老爷听得直冒冷汗，一个劲倒吸凉气。
我妈的老姑是个典型的东北女人性格，当即拍板：“我们家英子不嫁这样的人，还能嫁什么人？英子，你愿意不？”
我妈没好意思直接说愿意，说了一声：“我听老姑的。”
于是我妈的老姑当即拍板：“成了，就这样定了，”然后才想起来征询哥嫂的意见：“哥，嫂子，你们说呢？”
我姥爷表态：“英子都说听她老姑的了，我们也没意见。”
于是乎皆大欢喜，我姥姥当下给我爸爸端来了粘豆包，粘豆包上点着红点子，我爸爸吃了两个，就算定下了这门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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